吴凌云：浅析蒋介石于1949年在宁波的基督教信仰

载《中国基督教研究》2025年第2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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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凌云  https://orcid.org/0009-0003-1377-0522

上海利河伯文化研究中心

abrahamw1225@gmail.com

摘要：蒋介石，浙江宁波人，国共内战时期中华民国总统，同时亦为一名基督徒。本文主要采取历史文献分析与宗教社会学视角相结合的研究方式，通过对1949年蒋介石在宁波参与各类宗教活动的史料考察，探讨其基督信仰在特殊历史情境下的呈现方式。研究显示，蒋介石的基督教信仰既深受儒家文化影响，又带有佛教思想的传统印记。作为政治领袖，蒋介石在祭祖与宗教实践上的选择，不仅反映个人信仰的复杂性，也折射出其所处的社会政治环境及家庭宗教背景的深层作用。

关键词：蒋介石、基督教、祭祖、宁波、1949年

DOI：https://dx.doi.org/10.29635/JRCC.202512_(25).0007

前言

蒋介石，浙江宁波人，曾在国共内战期间担任中华民国总统。1949年，在政权更替的特殊历史背景下，蒋介石最后一次下野，回到宁波溪口老家。此时期，他积极参与基督教教会的崇拜活动，宁波教会的一些信徒赞赏其虔诚的基督教信仰，甚至部分宗派的教会还组织信徒进行“为国禁食祷告”。但另一方面，他也多次参与佛教寺院的宗教仪式，且在清明节前后按照民间信仰的习俗进行祭祖活动。这些行为引发了宁波基督教界信徒的广泛质疑，尤其是在蒋介石的宗教信仰的真实性与一致性问题上，教会内部对其信仰的评价存在明显分歧。蒋介石皈信基督教后的信仰表达，似乎有明显“宗教混合主义”的倾向，这是否表明他缺乏坚定的基督教信仰？抑或仍然受到先前宗教与文化背景的深刻影响？成为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本文主要采取历史文献分析与宗教社会学视角相结合的研究方式，通过对蒋介石1949年在宁波参与各类宗教祭祖活动为切入点，依托蒋介石日记、其子蒋经国的口述数据、当年宁波的媒体报道以及教会档案等历史文献，深入分析蒋介石在此期间的基督教信仰特点，探索其信仰表达的多元性与复杂性。

一、蒋介石与宁波教会的相遇（1949年）

（一）宋美龄与溪口教会

蒋氏夫妇与宁波基督教的几次接触，主要集中在宁波奉化溪口镇上。溪口镇是蒋介石的老家，最早属于宁波浸礼会的牧区。[1]《浙江省情》提到：“溪口设有真神堂”，[2] 在义和团灭洋教运动兴起后，溪口真神堂就投靠“中国耶稣教自立会”，[3] 1921年5月正式成立“奉化溪口中国耶稣教自立会”。[4] 1930年以后，溪口教会再次由美北浸礼会（American Baptist Missionary Union）接管，[5] 就开始和宋美龄有了联系，曾多次被派往溪口教会服侍的范爱侍提到，当时溪口教会对宋美龄抱有很大的期待：

当时，我就读四明中学，曾奉派去过数次，其他并无教堂，信徒引颈翘盼“蒋夫人”来为他们建堂，据称，宋美龄曾作过如此许诺，并指定武岭门外，公路南首，傍溪的一方基地为堂址云。当时礼拜皆借“蒋氏宗祠”内余屋举行。礼拜人数约在二三十人之间。[6]

当时由宁波浸礼会所属的两所教会学校（四明中学与甬江女子中学）的基督徒老师及学生，曾轮流前去溪口教会分担部分主日讲道任务。范爱侍回忆：

我以后又去了几次，是我偕同班同学去的，我学习讲道。宁波每月派人一次，两校按月轮流。据顾老师告称：请宁波派人去溪口协助礼拜，是宋美龄委托甬江女子中学校长沈贻芗及美籍女教师等安排的。当时宋美龄留下1000元充作去溪口的汽车费。[7]

溪口教会一度也在蒋氏宗祠东边的银行弄和武岭学校内聚会过。蒋氏夫妇曾于1947年和1949年两次来溪口礼拜，地点都是在武岭学校的大礼堂进行。[8]

（二）1949年蒋介石在溪口的礼拜

蒋介石1949年1月21日宣布第三次下野回乡来到溪口，[9] 于1月23日在宁波溪口参加复活节礼拜，据范爱侍回忆：

1949年1月20日，（笔者注：据考证应该为1月21号）蒋宣布第三次下野回乡。是日上午，溪口镇居民被动员到汽车站列队迎迓。蒋介石一行乘专机到栎社机场后乘轿车径驶溪口中。车抵车站，一时“蒋总统万岁”声与掌声四起。在喧嚷声中，还响起了基督教的赞美诗声：“十字架，十字架，永是我的荣耀……”。歌声雄壮宏亮，节拍整齐熟练。绝非溪口农民教徒的声音。这是怎么一回事呢？原来，是年春节前，南京基督教灵修院布道团一行十余人，驾灵修院自备的“福音车”来到宁波。1月20日（星期四）（笔者注：据考证应该为1月22日，周六）[10]他们驾车去溪口布道。车抵溪口车站，适逢溪口居民夹道迎候“蒋总统”来临，于是也就挤在人群之中，参与迎接。蒋介石意想不到此时在溪口小镇上会出现以基督教赞美诗相迎他的场面，布道团员亦意想不到在这里巧遇到“蒋总统”这位主内“同道”！[11]

1月23日，蒋介石在蒋经国的陪同下，在溪口武岭学校礼拜，武岭学校礼堂按复活节的氛围的布置。只是参加礼拜者约四十余人，明显冷清许多。由布道团团长朱道生牧师讲道，[12] 讲题是“认识耶和华的国民是有福的”，[13] 讲章内容主要是鼓励“蒋主席”东山再起。讲道结束后，有一位南京布道团的团员送给蒋介石一本《简易祈祷法》，并要求蒋介石为其在圣经上签名，蒋介石就欣然在圣经上签下“蒋中正”三字。如此一来，宁波的青年信徒，如陈更新、石受灵等人，纷纷要求蒋主席在圣经签字，蒋介石都一一满足，直到随从人员出来劝阻，称“总统太累了”才停止签名。[14]

（三）撤离前的最后时光

1949年1月23日复活节，蒋介石偶遇南京布道团，受到夹道欢迎一事，让溪口武岭学校教务长施季言“欣喜无比”，便开始策划隔周（即1 月30日）的主日礼拜，并打电话邀请宁波循道公会的范爱侍牧师前去溪口带领礼拜。为了烘托属灵氛围，要求范爱侍带些青年教徒同去。据范爱侍记载：

30日是，溪口放来10轮卡车一辆，除唱诗班成员约10人外，开明讲堂及    兄弟堂好些青年，纷纷要求同往，其中尚有我所不认识的人，像电话公司的童福耿，由该公司某接线员信徒介绍一声，便上车同去。车过栎社机场，瞥见场上停有银色飞机数架。据汽车驾驶员告称：有南京方面显要人物到达。上午礼拜按时开始，约有一小时许结束。蒋未来参加。[15]

蒋介石缺席礼拜，并没有击退施季言的盼望，他继续约范爱侍牧师于2月6日再去溪口领会。施季言按例于每周六送“礼拜请帖”给蒋总统，虽不能肯定总统是否按时出席，但礼拜之各项规格及安排“必须准备不误”。

2月6日晨，施特别安排一辆轿车，接范爱侍牧师及甬江女中唱诗班前往溪口礼拜，这次蒋总统亦未来参加，再次周（2月13日）主日，范爱侍继续应邀前往溪口。由于蒋介石的继续缺席，“礼拜的情况显然是冷落多了”。这以后，施季言大概领悟到“总统”已无意参加礼拜，因此，为“总统”安排的特殊礼拜活动也就自行停止了。[16]

据蒋介石侍从张令澳在《我在蒋介石侍从的日子》的回忆，蒋介石第三次下野“归隐”溪口老家，使小镇溪口一夜之间似乎取代南京，成为政治军事及情报交流中心。随着国民党军队在军事上的节节败退，各方面压力使蒋介石的情绪有莫大起伏，比如蒋介石在1949年2月的拜谒蒋母期间，连身边最亲密的侍从人员都感受到这种压力，根据张令澳回忆：

晚餐时，他见送上来的是机器加工过的大米饭，脸色又沉了下来，要侍卫官去换乡间用石磨加工的碾子米饭。侍卫官只好匆匆下山到老百姓家去换米。武岭学校校务长施季言（又兼作丰镐房蒋家的总管家，是蒋经国从中央干校调来的亲信，去台湾后任阳明山管理局长）。特地买了两只甲鱼给蒋下饭，不料端上餐桌时，却遭到蒋的一顿训斥，说：“现在是什么时候，还买这样贵的东西吃，你知道甲鱼要多少钱一斤？”弄得惯于奉承讨好的施季言捱了个没趣。[17]

蒋介石在溪口的日子看似悠闲自在，却“最是仓皇辞庙日”。张令澳回忆：

蒋介石父子居溪口三个月，表面上是修家谱、拜祖先、辞亲友、过春节、观社戏，把那恋乡之情，退隐之闲，表现得淋漓尽致。但实际上，依旧采用的是缓兵之计，暂居幕后指挥，同时更为了筹划进一步的退路，并预做各方的布置。这期间，国民党上层勾心斗角的权利之争愈加激烈，而中共军队进攻之神速，更出乎人们意料之外。小小的溪口镇，也因此处于风雨缥缈之中。最后，蒋介石终于“仓皇辞庙”，踏上了“太康号”军舰，一去不再复返了。正所谓“剡溪悠悠自东流，人去空余旧雨楼”[18]

1949年4月25日，下午三时拜别祖堂，乘车至方门附近的海边，再步行至象山口岸登上泰康舰去上海。[19] 到了上海复兴岛后，蒋介石又突然征调了“江静轮”，[20] 1949年5月6日带着蒋介石父子逃亡的“江静号”，路过舟山时，仍在舟山逗留了数周，并寻访观音庙。[21]

二、一手圣经一手拿香

据周联华牧师介绍：

在蒋公逝世时，曾一度找不到他的遗嘱，最后是在圣经里找到的，足可见他的承诺：“我从今以后每天读圣经”，直到最后还是读圣经，所以把遗嘱夹在圣经里。这虽是题外话，但说明他每天读圣经。[22]

另据蒋介石私人医生熊丸口述，自重庆时代开始，蒋公每晨除祷告、读《圣经》、静坐，“他每日早晨约五六点即起床，起床第一件事便是唱圣诗，是个十分虔诚的基督徒。唱完圣诗后，蒋先生开始做早操，早操过后打坐半小时，此刻不许任何人打扰。”[23]两位蒋介石的身边人对他信仰生活的回忆，也在蒋介石的日记中得到印证。1949年蒋介石退隐在溪口，他的个人灵修非常稳定规范，每天坚持默祷、朝课、晚课不坠，由于他公务繁忙常常导致睡眠不好，故正常情况七点就起床灵修，如：“本廿二日，七时前起床(昨夜甚能安眠)， 朝课如常。”[24]但也有夜不能寐的状态，他也坚持朝课：“二时后初醒，思虑不能安眠。三时起床，朝课后，拟定本日工作及会客程序毕，写傅宜生、李质吾各函，令徐次辰[宸] 飞平劝勉，实告以余虽下野，政治与中央并无甚变动，切属各将领照常工作，勿变初计。”[25]在特殊的节日，如清明节因为扫墓而耽搁的灵修，也能及时补上：“朝课未能静默，即到桃坑拜扫各祖墓地，回途，乘舆静默半小时，以补朝课之不足。”[26]

蒋介石在溪口隐退期间坚持礼拜。以1949年1月份为例，1月2日、1月9日、1月16日、1月23日连续四个主日，他在日记中记载“礼拜如常”、“到武岭学校礼拜毕”。 [27]只有1月30日主日，这天确因会议行程较满，日记没有记载礼拜事宜。但记载朝课、晚课照常举行。当日日记特别写道：“雪耻:昨夜十二时就寝，今晨六时半起床，朝课毕，约见彦荪谈党务，迁粤后就现状加以整顿与振作，至根本改革当从长计议，余以为非澈底再造不能复兴革命也。”[28]如遇新年元旦这类特殊日子，蒋介石还会在日记中勉励自己：

雪耻: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汤盘铭日:“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今日又是一个新年新日了。我的德行心灵果有新进否。去年一年的失败与耻辱之重大，为从来所未有，幸赖上帝的保佑，竟得平安过去了。自今年今日起，必须做一个新的人、新的基督人，来作新民，建立新中国的开始，以完成上帝所赋予的使命，务以不愧为上帝的子民，不失为基督的信徒自誓。去年一年虽经过全年的试验，遭遇无数的凶险，对于上帝与基督的信心毫不动摇，实可引为自慰也。[29]

蒋介石爱游历山水，他1949年在溪口隐退期间，结合《荒漠甘泉》的阅读，将灵修融入在游历的心境中，他在日记中记载：

昨下午由下坪回庵，假眠几乎一小时半，醒后仍懒眠未起，甚觉平静安乐快活。古乡美丽可爱无比，四十年来至此方悟人生乐事有如此也，感谢天父不置。读荒漠甘泉十二月十七日章，所谓得到圣洁的方法就是相信神的儿子:“信能把我[们从]罪恶中救出来，信能使我们成为圣洁。”“除了神填满我心的一切空处之外，我再没有什么希望、什么意志与悬望了。”“圣洁使我们的心能变成神的花园，里面充满了佳美的菓子和花卉，享受着暖和的活泼的阳光。”惟此方能表现我之心境也。晚课后在庵点读宗谱传记，十时就寝。[30]

另外，蒋介石常在吟诗赏月简，触景生情地感谢上帝，灵修与中国文化的结合也自然融合：

昨夜清风新月，又读“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之句，在慈庵院落中漫游自得不置，乃再往慈园(即上山公园)独步龟山上听泉赏月，一尘不染，激澈无比。在乱世战时匪氛枭张之中，而尚能辞卸职贲”且能享此清福’实为平生幸福之最大者也，焉能不威谢慈悲天父之祝福耶。[31]

当然，也有人指出，蒋介石信教之年仍迷信阴阳风水，又常常与佛教界的大师、天主教的神父和主教等保持亲密的关系，身上常常挂着圣母像，因此明显有泛神崇拜的嫌疑。[32] 甚至调侃蒋介石“绝非一个只信基督教的教徒，他信的是上下古今四方神祗，所有的神能信全信、所有的宝能压全押，这才是万无一失啊！”[33] 事实上，对蒋介石基督信仰的这些质疑，也非空穴来风。1949年蒋介石第三次下野到溪口的数月间，他频繁参与祭祖和各类宗教活动，笔者根据蒋介石日记的记载和蒋经国的自述纪录，整理部分活动行程列表如下：

1949（2-4月）年蒋介石祭祖和各类宗教活动一览表

除了蒋经国的自述，另有大量文献记载和报导，蒋介石在巡视宗教场所的时候，并非只是普通参观，“求签问卦”、“拜佛施米”是常有的事。如：1949年3月10日蒋介石还在溪口武山庙燃香烛、求签问神，抽到“大意失荆州，关公走麦城”的竹签时，不禁“呀！”的一声，紧皱眉头，一旁侍立的俞济时连连劝说：“这种事，不信则无”，蒋介石还虔诚的训斥：“不许乱说，武山庙菩萨还是灵的”。[54] 据熊丸蒋介石私人医生口述回忆，蒋介石在人事任用方面，既有儒家帝王驭人之术，也有民间信仰的卦象考虑：

蒋先生在用人之前有时会先贬人，考验被贬者的反应，觉得满意者再晋升。很多人被贬之后抱怨连天，又吵又闹，最后即升迁无望。蒋先生很喜欢考验人，见客时也很喜欢考人，有时甚至喜欢明知故问，以观察受问者说的是真话或假话。所以有很多人与他见面都胆战心惊，因为不晓得他到底要问什么？有时与他见面也许是升迁机会，但也可能造成负面效果，特别是那些要到国外任“大使”者，蒋先生派他们出去前会先为他们看相，要他看得顺眼的才会通过。所以他用人也有他自己的一套，对中国《中庸》、《大学》，甚或《易经》里的观念均十分重视。（蒋先生虽然考核严格，但也喜欢能言善道之人。就我所知，著名的有李惟果者，他自称可以把屋檐上的麻雀哄下来。另外，张道藩、吴国桢、张治中等也都是其中佼佼者，这些都是老先生曾喜欢过的人。）[55]

1949年4月25日，蒋介石一行乘“太平号”军舰至舟山群岛的金塘岛洋面，停泊十余日之久，期间曾四次登陆金塘，专访普济寺，“每次焚香祷拜果如和尚像”：

当时驻在该岛的一0二师政工组长张胜吉（写述人）对蒋行踪颇感奇特，为此查询该寺主持：“总统何以对果如佛像如此虔敬崇拜？”老主持说：“果如和尚是金塘岛人，幼年在普济寺出家，中年到溪口雪窦山为住持，蒋母皈依佛教，即拜果如为师，总统幼年也在果如和尚前常聆教益”。[56]

另有文献提到，1949年5月6日带着蒋介石父子逃亡的“江静号”，路过舟山时还特意寻访观音庙。[57]

除了频繁参加“异教”宗教活动之外，蒋介石的祭祖活动也常常令宁波教会人士感到困惑。蒋介石有强烈的家国情怀，非常注重家庭传统礼仪，这种情怀在祭祖时尤为明显。1947年4月2日至13日，蒋介石偕宋美龄于清明节回溪口扫墓。在4月4日清明节那天，在为蒋父肃庵墓祭扫的时候，其程序和礼仪完全按奉化当地的传统祭祖礼仪而行，祭拜的供品、香烛、花圈等一应俱全。[58]

三、宁波教会对蒋介石的赞美和质疑并存

（一）引发溪口教会的牧区归属之争

由于蒋介石在溪口特殊的地位，一度使牧养溪口教会的宗派背景出现复杂的情况，数度变迁。溪口教会向属浸礼会布道区，虽有一段自立的历史，但20世纪20年代后期、30年代初，溪口教会再次由美北浸礼会接管，[59] 但抗战胜利后，当时宁波浸会出现人才断层的瓶颈，新培养的人才尚在大学、神学院之中，一时无力在溪口开拓福音事工，据原宁波循道公会范爱侍牧师的回忆：“虽然如此，浸会对溪口这样一个地方始终视为自己的工作范围、无意放弃。现阶段皆由年老的宁波区区牧吴志新监理，每二、三个月一去。”[60] 但由于蒋介石与宋美龄是卫理公会的信仰背景，故在牧养的选择倾向同宗的宁波循道公会。如此一来，使牧养溪口教会的宗派背景出现复杂的情况，循道公会和浸礼会开始争夺对溪口教会的牧养权，宁波浸礼会的上层通过各种途径与宋美龄取得联系。1947年春，当蒋介石夫妻在溪口逗留期间，美北浸礼会韩碧玲（Harris）特意去“拜谒”宋美龄，说明浸礼会始终没有将溪口教会的牧养工作抹去。[61]

谈起宁波基督教宗派的背景，自19世纪40年代起，在甬的各大基督教宗派之间都曾经订立双边或者多边的“睦谊协议”，对城乡的事业区域和邻县的发展方向，均有约定，其中提到在乡间，“凡他会已设有布道区之五里内，不得另设新堂……若非预先议妥，虽在工作区之20里内，也不得推行新事业。”[62] 此番，循道公会竟无视此项协议，欲在溪口取代浸礼会的牧养权。这一决定传开后，无疑引起浸礼会的不满。[63]1947年夏初，施季言专程访谒美北浸礼会吴志新，商谈溪口教会工作问题，并旧事重提。同年6月，浸礼会与循道公会达成协议：暂借范爱侍（笔者注：宁波循道公会）兼顾溪口教会工作一年。[64] 虽然范爱侍的调任是因为溪口武岭中学校务长之坚请，但显然这一决定是破例。首先，这项决定有违宁波循道公会的规章，循道公会调派人员必须通过一定会议手续，何况，溪口非循道公会工作区，若要拓展新区则须经过下一级联区会议，然后是上一级教区会议的周详讨论。而当时范爱侍才于1946年7月调至宁波开明堂，前后不到三、四个月，用范爱侍所言：“席犹未暖，断无再行他调之理，无奈请求者即属特殊，决定者又有权威，破例与否，也就不管它了。”[65]

（二）各抒己见的政治立场

1949年，蒋介石以“隐退”为名回到宁波奉化的溪口老家。教会出现不同的反应，有些人对共产党政权感到不安，害怕解放，希望能维持国民党的统治。据陈重生牧师回忆：

教会上层更加巴结蒋介石，几次发动信徒为“国”祈祷，各教堂搞了多次的“禁食祷告”，华东圣经学校每天中午12时打钟，召集全体师生为摇摇欲坠的蒋家王朝恳切祷告，求上帝像对付追赶以色列人的法老军队那样，把共产党淹浸在长江里。[66]

在宁波的西方传教士，也有一些受共产党影响的“进步人士”，他们却有不同的立场，原宁波循道公会陈更新继续谈到：

当然，英美传教士中并非个个都与中国人民为敌的，我所接触的十几个传教士中，就有一位英国循道公会传教士狄约翰牧师。他来宁波之前曾在循道公会湖北教区（武汉）工作多年，能说一口流利的汉语。他可能接触过共产党人或进步人士，对腐化透顶的蒋介石政权深恶痛绝，十分同情中国革命。大约1949年底，我们应邀参加鄞东瞻岐乡基督教堂落成典礼，狄约翰牧师和另一位女传教士白美芥也应邀与我们同行。……一路上我们问他对时局的看法，他说：“国民党实在太腐败，难怪老百姓要反对它。这个政府毛病太重，无药可治”。有人问他：“共产党是否一伙土匪和乌合之众？”他连连摇头说：“不！不！毛泽东、周恩来等不少中共领导人都是知识分子，很有学问，根治的地方，没有盗贼、很安定，而且长官与老百姓一律平等，没有贪官污吏，我很佩服。”[67]

（三）质疑蒋介石的基督教信仰

对于蒋介石的基督教信仰，宁波教会对其观感也是复杂的。据陈更新口述：

蒋介石60岁祝祷大会时，范牧师（笔者注：范爱侍）金陵神学院的一位 同学，也是美国的牧师，被邀请来讲话，他当时说蒋介石每天不灵修两小时是不办公的，我听了觉得很惊讶，这样一个领袖，他的信仰竟然这么好？[68]

关于蒋介石敬虔的信仰生活在宁波教会流传，范爱侍进一步解释了信息的来源，指出：

有关这位“总统”（笔者注：蒋介石）认真、虔诚的宗教生活的形形色色 传说，在教会流传着，来源主要出自于美帝分子“传教士”毕范宇（Frank W. Price）之口，他抗战期间担任过蒋介石军事委员会外事局顾问，情况似乎是“亲见”的。胜利后，前重庆青年会总干事施煜芳来到宁波，亦大谈其事，使广大教徒群众对“总统”感佩得五体投地，而自叹弗如。（笔者注：自叹不如的宁波方言为自叹弗如）[69]

此类见证经过宁波媒体报纸的报导宣传，不少宁波的年轻人都以加入基督教为一种光荣和时尚，归信基督的人日益增多，出于对蒋总统的仰慕之情。陈更新写下这样的对联：

幸矣中华！河山血染八载，正义胜暴敌，国耻齐雪慰先烈；

伟哉蒋公！雄绩垂青万世，仁道盛盟邦，深信同复利后人。[70]

但陈更新对“蒋总统”虔诚信仰的赞美，很快被残酷无情的现实粉碎了。

没想到一礼拜之后就出了洋相，前一礼拜天还在做礼拜，后一礼拜天是范牧师讲道，蒋介石没来做礼拜，去扫墓了。第二天，宁波的报纸就刊登了蒋介石扫墓跪拜的照片，香、蜡烛全部点着，我就觉得既然每天两个小时的灵修，送点鲜花多好，而不该是这样完全跟老的一套仪式一样。第三礼拜，蒋介石去了天童寺，还问签字前途如何。看到这样的情形，我心里对蒋介石有了看法，回家之后，我就把圣经第一页蒋介石签字的那张纸给撕了。撕签字并不是政治原因，而是我把他当成了偶像，每次做祷告的时候，脑子里总会浮现溪口武岭学校大礼堂的场景，导致祷告都做不好。还有，我去讲道时，福音不传了，讲来讲去都是讲蒋介石的事，逢人就提蒋总统。这样持续了大概又一礼拜，我自己意识到这样不对，心里有偶像，就奉主的名把签字的那张纸撕了。[71]

四、再议蒋介石的基督信仰

对于蒋介石的基督教信仰，不同学者有不同的解读，褒贬不一。有学者认为，蒋介石信仰基督教，只是为了博取宋美龄好感的一种政治手段。早在1930年10月23日，蒋介石到上海发现岳母（宋美龄母亲）病重，为了“以偿老人之愿，使其心安病痊”[72]，才决定当日就接受监理会江长川牧师的洗礼。蒋介石日记1930年10月24日的日记里写下：“主义为余政治行动之信仰，教义乃为余精神唯一之信仰，愿从此以后，以基督为余模范，救人救世，永不勿怠。”[73]

宁波教会各界对蒋介石的评论，显然带有强烈的个人情绪。主要的负面指控集中在两点：参与“异教”活动和“祭祖”活动，且这些指控都有大量媒体报导和文献记载。笔者无意为蒋介石的基督信仰做全盘辩护，但反过来讲，一个政治人物参与各类宗教活动，是否可以如此简单地解读为“没有基督信仰”？这在神学和伦理上也是值得商榷，笔者尝试从不同的进路解读蒋介石的个人信仰。

（一）关于祭祖的问题

蒋介石自幼接受扎实的国学训练，熟读四书五经，他的处世哲学深受儒家文化的影响，常常自诩是王阳明的信徒。[74] 他对君臣父子的伦理关系，对家族宗祠的文化认同，都极为看重。蒋介石这种情怀，也表达在其对祭祖的礼仪细节上。1949年清明节，蒋介石带着蒋经国，及媳方良和孙儿爱伦、爱民，拜祭蒋母，“在蒋母墓前亲自跪拜，喃喃祈祷以至涕泪，连声嘱蒋经国夫妇和孙儿爱伦、爱民『多磕几个头』。可是方良只鞠了一个躬，蒋介石怒目而视，并说『俄国人不懂礼仪』。”[75] 这段关于蒋介石祭祖的场景在宁波社会广为流传，也深受教会各界的批评。据笔者观察，祭祖的行为在华人社会根深蒂固，也同时影响华人基督徒，瞿海源通过对1990年至2005年台湾《历次调查宗教与术数态度和行为变迁趋势（一般调查）》的研究，分析得出：

祖先崇拜仍然是台湾人根本的宗教信仰。即使各类传统宗教信徒比无宗教信仰者有更强的祖先崇拜信仰，即使基督教徒对祖先崇拜有强烈的负面态度，然而无宗教信仰者甚至基督徒仍然受到祖先崇拜强劲的影响。各类传统信仰者正好各自有88%主张死后有子孙祭拜才好，但是无宗教信仰者居然也还有75%有这样的主张，更值得注意的是，也有48%的基督徒认为人死后要有子孙祭拜。……基督教仍然受华人祖先崇拜的影响由此可见一般。[76]

另外，华人的祭祖行为是否完全是宗教性的表达，也有不少的争议。梁家麟就指出：

几乎所有传统华人，不管他们信奉哪种形式的宗教，也不论他们对鬼神信仰抱着怎样的态度，都将奉祀祖先看为日常生活的一部份，要是宗教的一个特徽是对神圣事物的觉察，及将神圣与世俗加以区分：则我们可以说，华人并不视祖先崇拜为特殊的宗教行为，需要在特别的时间空间、由特殊的人物、借着特定的仪式来进行，却认为这只是世俗生活里的世俗性活动。……因此，那些把祖先崇拜过份夸大为某种形式的偶像崇拜的说法，与事实并不相符。[77]

华人祭祖问题，除了宗教层面的思考，社会层面的意义也是重要考虑。杨庆堃指出：

祖先崇拜作为一个敬奉神明的礼仪，连同铺张的丧葬舆献祭仪式，发挥了圈结及巩固中国家族组织的关键作用。中国家族制度之能长期稳定，实基于此。[78]

事实上，蒋介石深谙此理。如果从集体祭祖的社会性来看，公开按传统礼仪祭扫也有凝聚社群、增进宗族内部感情的联系作用，这也是蒋介石一向看重的部分。1949年清明节期间，他在祭拜亲生父母墓地的同时，公开在溪口乡亲面前祭扫蒋氏宗族内的其他长辈，如1949年4月10日蒋介石公开祭扫先辈蒋浚明[79]之墓。[80]

（二）关于“异教”活动的问题

李松林认为，蒋介石的基督教信仰模式或许受佛教的影响，他谈到：

他的信仰很像传统的求神拜佛，所不同的是前者是给佛烧香，后者是向天父祷告。好在这两种信仰他都真心投入，而且真信真懂，能做到这样的程度，也是需要很大决心和毅力的，从蒋介石的信仰实际看，他是真的做到了。[81]

也有人为蒋介石的泛神崇拜提出政治性的解读，认为这是对其他宗教团体政治收编最直接的手法，就是将一些宗教团体的领袖，吸纳为统治当局的从属，而成为统治阵线的组成之一。如1957 年，章嘉大师圆寂于台北时，“蒋总统以『弘教牖民』额语，躬率文武官员，祭之以礼，崇敬之隆，唯唐之玄奘差堪比拟。”[82] 另一个是“白圣死亡时覆盖的党旗”的案例。[83] 笔者认为，用这两个事例来解读蒋介石收编佛教界人士的政治手段，理论看似合理，但放在1949年的溪口处境下，蒋介石面临国民党军队全面溃退、江山易主的时刻，在溪口老家的乡亲父老面前，实在不需要再搞这套政治手腕，即使有政治秀的味道，也不会是主导地位的思想。据笔者对蒋介石信仰历程的研究分析，其家庭信仰背景的影响反而是关键因素。蒋介石的父母均是敬虔的佛教徒，特别是受蒋母王彩玉的影响，蒋介石自幼随母笃信佛法，蒋母去世两年后，蒋介石在母亲墓地筑起“慈庵”并为其撰写《先妣王太夫人事略》，其中谈到了佛教的信仰：

先妣长斋礼佛，已二十余年。其于释教信仰之笃，人尝谓先妣清素坚操，险难不足动其心者，盖得力于释氏尤多。先妣于《楞严》、《维摩》、《金刚》、《观音》诸经，皆能背诵讲解，尤复深明宗派。中正回里时，先妣必为之谆谆解析，指示不倦。近年来中正尝治宋儒理家言，而略究于佛学者，亦未始非先母深信释氏之力所感化也。[84]

而蒋介石是一个出名的孝子，出于爱屋及乌的心理，蒋介石一直对佛教心存敬畏，加上蒋介石在很多关键历史事件中，求签拜佛往往很“灵验”，帮助他度过重重难关，更是坚定他礼佛之心。即使在与宋美龄结婚并改信基督教，这种敬佛的传统都没有改变。值得注意的是，皈依基督后的蒋介石，在信仰历程中仍然非常注重祷告是否“灵验”。杨天石这样评论蒋介石的基督教信仰：

蒋介石即将基督教视为治国良方，力图将儒学、三民主义和基督教教义结合起来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的学说。对于“主”，他也就越来越迷信，甚至以《圣经》占卜吉凶，寻求解决政治军事危机的启示。[85]

蒋介石在日记中记载的祷告事项也显示出其注重灵验性，1949年2月至3月的重庆舰叛逃事件中，当蒋介石“据报，重庆舰今日已在葫芦岛为我空军觅获”时，他便在3月17日的日记中祷告：“但愿上帝佑我，能使此舰归来，否则能为我如计炸沉，使免终身忧耻也。”[86]这个迫切的祷告很快就应验了，他在数天后的《上星期反省录》里兴奋的记载了战果：“重庆舰逃避葫芦岛，终被我空军发现，两日内炸中三弹，已不能行驶。闻又有一艘黄安逃舰，亦被我空军炸毁于连云港内。”[87]当然，蒋介石的祷告也有不被应允的时候，如1949年1月9日，蒋介石为爱将杜聿明[88]的前方战士心急如焚，日记里写下：“今晨三时起床，祷告，恳求上帝默佑我永、宿间杜部，本日出击能如计成功也。”祷告结束后他自我感觉良好，日记显示：“朝课后得空侦报告，昨夜杜部尚能稳定为慰。”[89]但第二天（1月9日）前线就传来恶讯，令蒋介石“一时之刺激悲哀，难以自制”！当日日记写道：

杜聿明部大半今晨似已被匪消灭，闻尚有三万人自陈官庄西南方突围，未知能否安全出险，忧念无已。此为我黄河以南地区之主力，今已被歼，则兵力更形悬如，但已尽我心力，无可愧对我将士。而将领无能至此’实为我教育不良、监督无方之咎，愧悔无地自容……。[90]

蒋介石对不同信仰文化能自由切换，完全没有违和感。他的日记里常常记载在主日早上灵修朝课后，上午礼拜如常，到了正午就去陵墓谒陵。[91]有时候游览寺，谒摩诃祖师塔墓，到育王[寺]午餐，与欢迎民僧同乐，回慈庵后继续晚课灵修。[92]一天之中穿插不同宗教活动和灵修对蒋介石来讲，是没有障碍的。

1949年4月25日，蒋介石到了撤离大陆告别故乡的时刻了，“上午二谒母墓告别，依依不忍舍，似有母灵慰留之象。”[93]在借道宁海的时候，更在大宁寺朝拜提书，据文献记载：

蒋介石在等待船只来临前，还在蒋经国、余济时及几个侍卫陪同下去了大  宁寺朝拜求平安、保健康。该寺主持释永法请求蒋介石题书，蒋即题：“佛光普照，此航普度。中华民国三十八年四月二十五日蒋中正题。”告别时，他还对释永法说：“中国一定要统一的，我还要回来的”。[94]

但有意思的是，就在同一天，蒋介石却在日记里写下了非常属灵的灵修文字：

雪耻:乔布记一章二十节:“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又十三章:“他虽杀我，我还要信靠他。”今日南京混乱陷落，局势恶劣，党国危急，声名扫地至此，余之内心实感激上帝，不知所止，并深信现局如此，是上帝所预定，亦为余预料所及。惟信赖上帝必能使我国家转危为安，革命转败为胜之信念亦毫不动摇。朝、晚课业，自验生生不息之意，与光明中和之象，亦并未减损耳。[95]

蒋介石虽然对不同宗教以及儒家思想都能包容兼续，但基督教对其的影响力还是占主导地位的，并认为是救世、救国的唯一思想出路。他曾在1934年6月13日的日记中提到：

中国复兴之道，除复兴孔子仁义之哲学外，非提倡基督救世，认定宇宙一元，必有主宰，维系于冥冥之中，使国民精神，皆有所依归慰藉，得与恶劣污秽之世界奋斗，以自求而救世、救国，其他实无他道也。[96]

蒋介石也明白基督教反对偶像崇拜，他在两天后6月15日的日记中再次写道：

政治以孔子中庸哲学为基，基教以基督牺牲救世为主，基督之教理崇尚神圣，而反对偶像，承认主宰而唯知一元，此其所以超越一切教理而能普及后世，与宇宙并立也。如先慈在世、与之说明此理，彼当亦信奉基督也。^[97]

1949年5月11日蒋介石在舟山“乘轿直上佛顶山慧济寺”，接近中午“先游菩萨顶灯塔”，午餐后，再游古佛洞和梵音洞，并在日记里特别标注古佛洞，证光和尚肉身塑金所在之地也。当天蒋介石玩的很尽兴，他在日记里写到：“此为前数次来游普渡，皆无暇登临之寺，今始偿我宿愿矣。”[98] 然而第二天，他似乎觉察到有些不安，却在“上星期反省录”提醒自己坚守基督教教义，不能拜异教神祇，也免得自己的行为被人误会造成不良影响：

到普渡时，以往昔总理到普渡曾有神话，甚恐余来此对上帝与基督教理之信心动摇为虑，时以此为戒。余既信奉基督，决不能再事他神，为人格之试金石也。在山游览一日，幸未陨越，此乃信心进步之重要阶段乎。[99]

可见，蒋介石对基督教信仰还是有自己坚守的底线的。当他带领国民党残部退守台湾后，也没有将失败的原因归咎于基督教的神，他在1950年6月5日的日记中写道：

雪耻：一、信神乎，赖人乎。如果赖人，则人世一切希望与道路皆已断绝，四顾茫茫，祗见黑暗凄惨，已无我生存立足之余地。若我是一个基督信徒，惟父神是我保障、是我救星，则人世一切罪恶与黑暗包围我、弃绝我、压迫我，使我再无容身之地，则我亦当置之不顾，不忧不惧，一惟天父圣灵之命是从，站住今日患悲痛之尚位，以圣灵为盾牌以洪恩为战袍此万势力斗争到底，完成我上帝所赋予救国救民之使命，期不愧为基督之信徒而已。此时惟有肃清内部，稳定基础，别无他道。[100]

五、结语

周联华称蒋介石是“神秘的基督徒”（mystic Christian），所以在蒋介石日记的后半段，有很多预言式的启示等等。[101]据笔者研究，蒋介石曾是虔诚佛教徒，对佛教的宗教感情有忆母、童年记忆和旧有经验等方面作为根基。这是真实的情感。在他的信仰经验，相信冥冥之中有主宰、有某种超自然规律和力量，诸如命运、劫数、果报，人必须因应和顺应，是类似泛灵主义的人生观。这些是深入中国人思想深处的观念，成为指导蒋介石个人行为的方针，甚至变成不自觉的潜意识，要全然摆脱本属不易。如同梁家麟在整理中国基督徒皈信理论的时候指出：“没有任何人真能全然背弃旧有的思想”。每一位基督徒所有的历史记忆都会成为他不可分割的部分，并参与构成了他今天的身分和内涵。梁家麟称这个过程为“再创造”：

历史只能被重新诠释，而不能被一笔抹煞。并且，在他尚未决定改宗新思想时，他岂不是先在旧思想的基础上，来认识、考虑、检证此新思想吗？要是这样，他对新思想的理解，不可避免地便夹杂了旧思想的部分，故即使在他决定舍旧迎新后，旧思想事实上仍以某种形式存在于其新思想中。没有两个人的信仰是完全相同的，信仰是一个再创造。对每个人而言，信仰乃是在其旧有信仰的基础上的再创造。[102]

蒋介石皈信基督教后的种种表现，正是符合这种“再创造”的文化变迁现象，如同基督教人类学家罗宾斯（Robbins）指出，一个异文化群体皈信基督教之后，并非彻底地与原来的文化断裂，而是在地方话语背景下对基督教进行重新阐释。[103]皈信群体的文化变迁，并非是某种单一文化的变迁， 而是两种文化在互动中达成的妥协。[104] 

本文考察的历史段落表明，蒋介石在1949年期间于宁波的基督教信仰生活，是多种因素交织的结果。蒋介石的基督教信仰不仅受儒家文化的深远影响，也带有佛教传统的烙印。作为一位政治领导人，蒋介石在祭祖和参与宗教活动时，社会政治视角固然不可忽视。然而，在他人生面临重大转折的动荡期，原生家庭宗教背景对其个人思想体系的影响显然更为深刻和持久。蒋介石的宗教实践，体现了个人信仰与文化传承之间的复杂互动，正是这一因素，塑造了他在特定历史时期的宗教行为和信仰表达。

参考文献References

档案：

范爱侍。《记抗战胜利后的奉化溪口教会》。1964年5月19日完稿，宁波市基督教两会档案室馆藏，（文史数据：总201）。[Fan Aishi. “Record of the Xikou Church in Fenghua after the Victory of the War of Resistance.” Completed 19 May 1964. Collection of the Archives of the Ningbo Christian Council and Three-Self Patriotic Movement Committee (Historical Materials No. 201).]

范爱侍。《奉化溪口基督教会史料》，奉化基督教两会档案室馆藏，（永久档案：2010-8）。[Fan Aishi. “Historical Materials on the Fenghua Xikou Christian Church.” Collection of the Archives of the Fenghua Christian Council and Three-Self Patriotic Movement Committee (Permanent Archive No. 2010-8).]

报刊：

汪佐庭。《溪口分会旧岁会事一览》，《圣报》。1923年（第13年，第4期）。[Wang Zuoting. “An Overview of the Past Year’s Affairs of the Xikou Branch Church.” The Sacred News, 1923 (Year 13, No. 4).]

《奉化市基督教简史》。奉化基督教两会档案室编，（永久档案：2010-2）。“A Brief History of the Christian Church in Fenghua City.” Compiled by the Archives of the Fenghua Christian Council and Three-Self Patriotic Movement Committee (Permanent Archive No. 2010-2).

名正肃。《咨奉化县继续立案文》，《圣报》。1925年（第15年，第七期）。[Ming Zhengsu. “Petition for the Continued Registration of Fenghua County Church.” The Sacred News, 1925 (Year 15, No. 7).]

《堂址迁徙》。《圣报》，1930年7月，（第20年，第7号）。“Relocation of the Church Site.” The Sacred News, July 1930 (Year 20, No. 7).

《迎蒋总统返里》，《宁波日报》。1949年1月22日。“Welcoming President Chiang’s Return to His Hometown.” Ningbo Daily, 22 January 1949.

《蒋总统偕随员飞返溪口》，《宁波日报》。1949年1月23日。“President Chiang and His Entourage Flew Back to Xikou.” Ningbo Daily, 23 January 1949.

《总统昨在溪口参加武岭礼拜》，《宁波日报》。1949年1月24日。“The President Attended Sunday Service at Wuling, Xikou Yesterday.” Ningbo Daily, 24 January 1949.

徐品富。《蒋介石乘我驾的船逃离上海》，《宁波日报》。1990年12月5日。[Xu Pinfu. “Chiang Kai-shek Escaped from Shanghai on the Ship I Piloted.” Ningbo Daily, 5 December 1990.]

蒋介石日记：

《蒋中正日记，1949年1月1日》，载蒋中正著。吕芳上、源流成主编。《蒋中正日记（1949）》。台北：民国历史文化学社，国史馆，2023，第14页。“Chiang Chung-cheng Diary, 1 January 1949.” In Chiang Chung-cheng, eds. Lü Fangshang and Yuan Liucheng. The Diary of Chiang Chung-cheng (1949). Taipei: Society for the Study of Republican History and Culture, Academia Historica, 2023, p. 14.

《蒋中正日记，1949年1月6日》，载蒋中正著。吕芳上、源流成主编。《蒋中正日记（1949）》。台北：民国历史文化学社，国史馆，2023，第20页。“Chiang Chung-cheng Diary, 6 January 1949.” In Chiang Chung-cheng, eds. Lü Fangshang and Yuan Liucheng. The Diary of Chiang Chung-cheng (1949). Taipei: Society for the Study of Republican History and Culture, Academia Historica, 2023, p. 20.

《蒋中正日记，1949年1月9日》，载蒋中正著。吕芳上、源流成主编。《蒋中正日记（1949）》。台北：民国历史文化学社，国史馆，2023，第23页。“Chiang Chung-cheng Diary, 9 January 1949.” In Chiang Chung-cheng, eds. Lü Fangshang and Yuan Liucheng. The Diary of Chiang Chung-cheng (1949). Taipei: Society for the Study of Republican History and Culture, Academia Historica, 2023, p. 23.

《蒋中正日记，1949年1月10日》，载蒋中正著。吕芳上、源流成主编。《蒋中正日记（1949）》。台北：民国历史文化学社，国史馆，2023，第24页。“Chiang Chung-cheng Diary, 10 January 1949.” In Chiang Chung-cheng, eds. Lü Fangshang and Yuan Liucheng. The Diary of Chiang Chung-cheng (1949). Taipei: Society for the Study of Republican History and Culture, Academia Historica, 2023, p. 24.

《蒋中正日记，1949年1月21日》，载蒋中正著。吕芳上、源流成主编。《蒋中正日记（1949）》。台北：民国历史文化学社，国史馆，2023，第33页。“Chiang Chung-cheng Diary, 21 January 1949.” In Chiang Chung-cheng, eds. Lü Fangshang and Yuan Liucheng. The Diary of Chiang Chung-cheng (1949). Taipei: Society for the Study of Republican History and Culture, Academia Historica, 2023, p. 33.

《蒋中正日记，1949年1月22日》，载蒋中正著。吕芳上、源流成主编。《蒋中正日记（1949）》。台北：民国历史文化学社，国史馆，2023，第34页。“Chiang Chung-cheng Diary, 22 January 1949.” In Chiang Chung-cheng, eds. Lü Fangshang and Yuan Liucheng. The Diary of Chiang Chung-cheng (1949). Taipei: Society for the Study of Republican History and Culture, Academia Historica, 2023, p. 34.

《蒋中正日记，1949年1月23日》，载蒋中正著。吕芳上、源流成主编。《蒋中正日记（1949）》。台北：民国历史文化学社，国史馆，2023，第36页。“Chiang Chung-cheng Diary, 23 January 1949.” In Chiang Chung-cheng, eds. Lü Fangshang and Yuan Liucheng. The Diary of Chiang Chung-cheng (1949). Taipei: Society for the Study of Republican History and Culture, Academia Historica, 2023, p. 36.

《蒋中正日记，1949年1月30日》，载蒋中正著。吕芳上、源流成主编。《蒋中正日记（1949）》。台北：民国历史文化学社，国史馆，2023，第42页。“Chiang Chung-cheng Diary, 30 January 1949.” In Chiang Chung-cheng, eds. Lü Fangshang and Yuan Liucheng. The Diary of Chiang Chung-cheng (1949). Taipei: Society for the Study of Republican History and Culture, Academia Historica, 2023, p. 42.

《蒋中正日记，1949年2月14日》，载蒋中正著。吕芳上、源流成主编。《蒋中正日记（1949）》。台北：民国历史文化学社，国史馆，2023，第59-60页。“Chiang Chung-cheng Diary, 14 Febuary 1949.” In Chiang Chung-cheng, eds. Lü Fangshang and Yuan Liucheng. The Diary of Chiang Chung-cheng (1949). Taipei: Society for the Study of Republican History and Culture, Academia Historica, 2023, pp.59-60.

《蒋中正日记，1949年2月25日》，载蒋中正著。吕芳上、源流成主编。《蒋中正日记（1949）》。台北：民国历史文化学社，国史馆，2023，第60页。“Chiang Chung-cheng Diary, 25 Febuary 1949.” In Chiang Chung-cheng, eds. Lü Fangshang and Yuan Liucheng. The Diary of Chiang Chung-cheng (1949). Taipei: Society for the Study of Republican History and Culture, Academia Historica, 2023, p. 60.

《蒋中正日记，1949年3月17日》，载蒋中正著。吕芳上、源流成主编。《蒋中正日记（1949）》。台北：民国历史文化学社，国史馆，2023，第90页。“Chiang Chung-cheng Diary, 17 March 1949.” In Chiang Chung-cheng, eds. Lü Fangshang and Yuan Liucheng. The Diary of Chiang Chung-cheng (1949). Taipei: Society for the Study of Republican History and Culture, Academia Historica, 2023, p. 90.

《上星期反省录，1949年3月20》，载蒋中正著。吕芳上、源流成主编。《蒋中正日记（1949）》。台北：民国历史文化学社，国史馆，2023，第92页。“Chiang Chung-cheng Diary, 20 March 1949.” In Chiang Chung-cheng, eds. Lü Fangshang and Yuan Liucheng. The Diary of Chiang Chung-cheng (1949). Taipei: Society for the Study of Republican History and Culture, Academia Historica, 2023, p. 92.

《蒋中正日记，1949年4月5日》，载蒋中正著。吕芳上、源流成主编。《蒋中正日记（1949）》。台北：民国历史文化学社，国史馆，2023，第110页。“Chiang Chung-cheng Diary, 5 April 1949.” In Chiang Chung-cheng, eds. Lü Fangshang and Yuan Liucheng. The Diary of Chiang Chung-cheng (1949). Taipei: Society for the Study of Republican History and Culture, Academia Historica, 2023, p. 110.

《蒋中正日记，1949年4月16日》，载蒋中正著。吕芳上、源流成主编。《蒋中正日记（1949）》。台北：民国历史文化学社，国史馆，2023，第119页。“Chiang Chung-cheng Diary, 16 April 1949.” In Chiang Chung-cheng, eds. Lü Fangshang and Yuan Liucheng. The Diary of Chiang Chung-cheng (1949). Taipei: Society for the Study of Republican History and Culture, Academia Historica, 2023, p. 119.

《蒋中正日记，1949年4月25日》，载蒋中正著。吕芳上、源流成主编。《蒋中正日记（1949）》。台北：民国历史文化学社，国史馆，2023，第128页。“Chiang Chung-cheng Diary, 25 April 1949.” In Chiang Chung-cheng, eds. Lü Fangshang and Yuan Liucheng. The Diary of Chiang Chung-cheng (1949). Taipei: Society for the Study of Republican History and Culture, Academia Historica, 2023, p. 128.

《蒋中正日记，1949年4月25日》，载蒋中正著。吕芳上、源流成主编。《蒋中正日记（1949）》。台北：民国历史文化学社，国史馆，2023，第127页。“Chiang Chung-cheng Diary, 25 April 1949.” In Chiang Chung-cheng, eds. Lü Fangshang and Yuan Liucheng. The Diary of Chiang Chung-cheng (1949). Taipei: Society for the Study of Republican History and Culture, Academia Historica, 2023, p. 127.

《蒋中正日记，1949年5月11日》，载蒋中正著。吕芳上、源流成主编。《蒋中正日记（1949）》。台北：民国历史文化学社，国史馆，2023，第146页。“Chiang Chung-cheng Diary, 11 May 1949.” In Chiang Chung-cheng, eds. Lü Fangshang and Yuan Liucheng. The Diary of Chiang Chung-cheng (1949). Taipei: Society for the Study of Republican History and Culture, Academia Historica, 2023, p. 146.

《上星期反省录，1949年5月15日》，载蒋中正著。吕芳上、源流成主编。《蒋中正日记（1949）》。台北：民国历史文化学社，国史馆，2023，第148页。“Chiang Chung-cheng Diary, 15 May 1949.” In Chiang Chung-cheng, eds. Lü Fangshang and Yuan Liucheng. The Diary of Chiang Chung-cheng (1949). Taipei: Society for the Study of Republican History and Culture, Academia Historica, 2023, p. 148.

《蒋中正日记，1950年6月5日》，载蒋中正著。吕芳上、源流成主编。《蒋中正日记（1950）》。台北：民国历史文化学社，国史馆，2023，第171-172页。“Chiang Chung-cheng Diary, 5 June 1949.” In Chiang Chung-cheng, eds. Lü Fangshang and Yuan Liucheng. The Diary of Chiang Chung-cheng (1949). Taipei: Society for the Study of Republican History and Culture, Academia Historica, 2023, pp.171-172.

《蒋中正日记，1950年6月7日》，载蒋中正著。吕芳上、源流成主编。《蒋中正日记（1950）》。台北：民国历史文化学社，国史馆，2023，第173页。“Chiang Chung-cheng Diary, 7 June 1949.” In Chiang Chung-cheng, eds. Lü Fangshang and Yuan Liucheng. The Diary of Chiang Chung-cheng (1949). Taipei: Society for the Study of Republican History and Culture, Academia Historica, 2023, p. 173.

其他文献：

Bialecki, J. Haynes, N. and Robbins, J. ‘The Anthropology of Christianity’, Religion Compass, 2, 2008.

Robbins, J. Becoming Sinners: Christianity and Moral Torment in a Papua New Guinea Society. Berkel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4.

陈更新。《宁波基督教在解放前后》。未刊书稿。（1995年9月19日完稿）。[Chen Gengxin. Christianity in Ningbo before and after the Liberation. Unpublished manuscript (completed 19 September 1995).]

陈更新。《抗战胜利前后的宁波基督教》。未刊书稿。（1993年8月21日完稿）。[Chen Gengxin. “Christianity in Ningbo before and after the Victory of the War of Resistance.” Unpublished manuscript (completed 21 August 1993).

范爱侍。《蒋介石夫妇在溪口做礼拜》，载《宁波文史资料》（第15辑）宁波：政协宁波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内部发行。1995，第59第61页。[Fan Aishi. “Chiang Kai-shek and His Wife Worshipping at Xikou.” In Ningbo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Archives (Vol. 15). Ningbo: Research Committee of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Materials, Ningbo Municipal Committee of the CPPCC, internal publication, 1995, pp. 59–61.]

候定远等。《蒋介石下野回溪口的见闻》，载王克俊、沈醉等著。《亲历者讲述：蒋介石．1949》。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9，第134页。[Hou Dingyuan et al. “Accounts of Chiang Kai-shek’s Return to Xikou after His Resignation.” In Wang Kejun and Shen Zui, eds. Eyewitness Accounts: Chiang Kai-shek in 1949. Beijing: China Literature and History Press, 2009, p. 134.]

胡哲华编著。《典藏宁海．名人与宁海》。宁波：宁波出版社，2013。[Hu Zhehua, ed. Collected Works on Ninghai: Famous Figures and the Region of Ninghai. Ningbo: Ningbo Press, 2013.]

梁家麟。《基督教与中国祖先崇拜：一个教牧角度的回应》。邢福增、梁家麟。《中国祭祖问题》。文化集刊4，第三版，香港：建道神学院，2012，第141~142页。[Leung Ka-lun. “Christianity and Chinese Ancestral Worship: A Pastoral Response.” In Shing Fook Tsang and Leung Ka-lun, eds. The Question of Ancestral Worship in China. Cultural Studies Series 4, 3rd ed. Hong Kong: Alliance Bible Seminary, 2012, pp. 141–142.]

梁家麟。《徘徊在耶儒之间——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相关研究评介》。载梁家麟。《徘徊在耶儒之间》。台北：宇宙光，1997，第13页。[Leung Ka-lun. “Between Jesus and Confucius: A Review of Studies on Christianity and Chinese Culture.” In Leung Ka-lun. Between Jesus and Confucius. Taipei: Cosmic Light Press, 1997, p. 13.]

瞿海源。《宗教与术数态度和行为的变迁（1985-2005）——检验世俗化的影响》。载瞿海源主编。《宗教、术数与社会变迁》。高雄：巨流图书有限公司，2013，第19页。[Chu Haiyuan. “Changes in Attitudes and Practices toward Religion and Divination (1985–2005): Testing the Impact of Secularization.” In Chu Haiyuan, ed. Religion, Divination, and Social Change. Kaohsiung: Chuliu Books Co., 2013, p. 19.]

山齐。《蒋介石史实真相》。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4。[Shan Qi. The Historical Truth about Chiang Kai-shek. Beijing: China Literature and History Press, 2014.]

汪荣祖、李敖。《蒋介石评传（上册）》。台北。商州文化，1995。[Wang Rongzu and Li Ao. A Critical Biography of Chiang Kai-shek, Vol. I. Taipei: Shangzhou Culture, 1995.]

王梅枝，张秋实着。《风雨危楼: 蒋介石在1949》。北京。团结出版社，2007。[Wang Meizhi and Zhang Qiushi. The Perilous Year: Chiang Kai-shek in 1949. Beijing: Tuanjie Press, 2007.]

王泰栋等着。《武岭残梦：蒋介石在大陆的最后日子》。宁波：宁波出版社，2006。[Wang Taidong et.al. The Broken Dream of Wuling: Chiang Kai-shek’s Last Days on the Mainland. Ningbo: Ningbo Press, 2006.]

王晓华。《蒋介石的家事与国事》北京：团结出版社，2010。[Wang Xiaohua. Chiang Kai-shek’s Private Affairs and State Affairs. Beijing: Tuanjie Press, 2010.]

熊丸口述；陈三井访问；李郁青记录。《蒋介石私人医生回忆录》。北京。团结出版社，2009。[Xiong Wan (as told to Chen Sanjing; recorded by Li Yuqing). Memoirs of Chiang Kai-shek’s Personal Physician. Beijing: Tuanjie Press, 2009.]

杨天石。《寻找真实的蒋介石——蒋介石日记解读（二）》。香港：三联书店有限公司出版，2010。[Yang Tianshi. In Search of the Real Chiang Kai-shek: An Interpretation of Chiang Kai-shek’s Diaries (Vol. II). Hong Kong: Joint Publishing Co. Ltd., 2010.]

叶永文。《台湾政教关系》。台北。风云论坛出版社，2000。[Ye Yongwen. Church–State Relations in Taiwan. Taipei: Fengyun Forum Press, 2000.]

曾景忠、杨天石编。《蒋经国自述：向历史交代》。北京：华文出版社，2012。[Zeng Jingzhong and Yang Tianshi ed. Chiang Ching-kuo’s Self-Narrative: An Account to History. Beijing: Huawen Press, 2012.]

张令澳。《我在蒋介石侍从室的日子》。香港：明报出版社有限公司，1995。[Zhang Lingao. My Days in Chiang Kai-shek’s Aide-de-camp Office. Hongkong: Mingbao Press, 1995.]

张耀波。《奉化市基督教溪口耶稣堂简史》。未刊文稿。(2009年9月完稿). [Zhang Yaobo. “A Brief History of the Xikou Jesus Church in Fenghua City.” Unpublished manuscript (completed September 2009).]

周金康编著。《乡国履痕》。宁波：宁波出版，2015。[Zhou Jinkang, ed. Traces of My Homeland. Ningbo: Ningbo Press, 2015.]

周联华。《蒋公夫妇的基督教信仰》，载王成勉主编：《补上一页欠缺的历史——蒋介石夫妇的基督教信仰》。台北：宇宙光全人关怀机构，2013，第81页。[Zhou Lianhua. “The Christian Faith of Chiang Kai-shek and His Wife” in Filling a Missing Page of History: The Christian Faith of Chiang Kai-shek and His Wife. Taipei: Cosmos Light All Human Care Institute, 2013.]

〔美〕陶涵著。《蒋介石与现代化》。林添贵译。北京：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2。[Jay Taylor. Chiang Kai-shek and the Struggle for Modern China. Translated by Lin Tiangui. Beijing: CITIC Publishing Group, 2012.]

访谈记录：

陈更新访问记录，2010年2月12日。

A Study on Chiang Kai-shek’s Christian Faith in Ningbo, 1949

Lingyun WU  https://orcid.org/0009-0003-1377-0522

Shanghai Rehoboth Cultural Research Centre

abrahamw1225@gmail.com

Abstract: Chiang Kai-shek (1887–1975), a native of Ningbo, Zhejiang, was both President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during the Chinese Civil War and a professing Christian. This article investigates the expression of Chiang’s Christian faith in 1949 by examining his participation in a range of religious activities while in Ningbo. Methodologically, the study combines historical analysis of primary sources with a sociological perspective on religion, enabling a nuanced interpretation of Chiang’s religious practices within their broader cultural and political contexts. The analysis demonstrates that Chiang’s Christianity was not an isolated religious identity but one deeply intertwined with Confucian ethical traditions and marked by enduring Buddhist influences. Moreover, as a political leader, Chiang’s choices concerning ancestral rites and other religious observances reveal the tension between personal belief, family traditions, and the exigencies of socio-political life. This case thus illuminates the complex interplay of faith, culture, and political authority in modern Chinese history.

Keywords: Chiang Kai-shek, Christianity, ancestral rites, Ningbo, 1949

DOI: https://dx.doi.org/10.29635/JRCC.202512_(25).0007

[1] 1923年自立会所办的《圣报》，谈到溪口教会的历史沿革时，这样记载，“本会向属美国浸礼会”。汪佐庭，《溪口分会旧岁会事一览》，《圣报》，1923年（第13年，第4期），第16页。

[2] 《浙江省情》里关于溪口设有真神堂的记载，转引自《奉化市基督教简史》，奉化基督教两会档案室编，（永久档案：2010-2），第1页。

[3] 名正肃，《咨奉化县继续立案文》，《圣报》，1925年（第15年，第七期），第20页。

[4] 汪佐庭，《溪口分会旧岁会事一览》，《圣报》，1923年（第13年，第4期），第16页。

[5] 根据范爱侍记载，上世纪20年代后期、30年代初，溪口教会再次由美北浸礼会接管。范爱侍，《记抗战胜利后的奉化溪口教会》，1964年5月19日完稿，宁波市基督教两会档案室馆藏，（文史数据：总201），第1页。但范爱侍并没有解释溪口教会重回浸礼会的原因，而 1930年7月的《圣报》有一篇报导《堂址迁徙》记载：“奉化分会。首在溪口。后因主任汪佐廷故后。迁往胡畈。本年因胡主任振翘。被车伤毙又移在江口地方设堂宣讲。由宁波南郊分会主任。孙怀珍兼理云。”《堂址迁徙》，《圣报》，1930年7月，（第20年，第7号），第14页。笔者推测，这或许就是中国耶稣教自立会在溪口发展中断、重回浸礼会牧区的缘由之一。

[6] 范爱侍，《记抗战胜利后的奉化溪口教会》，1964年5月19日完稿，宁波市基督教两会档案室馆藏，（文史数据：总201），第2页。

[7] 范爱侍，《奉化溪口基督教会史料》，奉化基督教两会档案室馆藏，（永久档案：2010-8），第1页。

[8] 据一些溪口的老人回忆，在武岭学校做礼拜时，宋美龄不时派人向礼拜的人分发手套、毛巾之类物品，也曾吸引一些人做礼拜。张耀波，《奉化市基督教溪口耶稣堂简史》（2009年9月完稿）第2章，未刊文稿。

[9] 对于蒋介石1949年1月21日宣布第三次下野回到溪口的事件，《宁波日报》连续进行追踪报导，参《迎蒋总统返里》，《宁波日报》，1949年1月22日，第2页；《蒋总统偕随员飞返溪口》，《宁波日报》，1949年1月23日，第2页；《总统昨在溪口参加武岭礼拜》，《宁波日报》，1949年1月24日，第2页 。

[10]经过笔者考证，范爱侍的回忆在时间上是有所出入的。根据《宁波日报》的报导：蒋总统是1949年1月21日（周五）宣布第三次下野，当日就飞抵杭州，在杭州留宿一晚，1月22日（周六）上午10点30分从杭州飞抵宁波栎社机场，故蒋总统溪口巧遇南京布道团一幕，一定是发生在1月22日（周六），而非范爱侍记忆中的1月20日（星期四）。记者，《蒋总统偕随员飞返溪口》，《宁波日报》，1949年1月23日，第2页。

[11] 范爱侍，《蒋介石夫妇在溪口做礼拜》，收政协宁波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宁波文史资料第15辑》（1995年，内部发行），第59页。

[12] 记者，《总统昨在溪口参加武岭礼拜》，《宁波日报》 1949年1月24 日，第2页。

[13] 陈更新访问记录，2010年2月12日。

[14] 关于蒋介石在圣经上签名的回忆，主要见于以下文献和报道：范爱侍，《蒋介石夫妇在溪口做礼拜》，第58-59页；陈更新，《宁波基督教在解放前后》（1995年9月19日完稿），第11页，未刊书稿；记者，《总统昨在溪口参加武岭礼拜》，《宁波日报》 1949年1月24 日，第2页。而当时在现场得到圣经签名的陈更新，也在接受笔者访谈时反复提及此事。参陈更新访问记录，2010年2月12日。

[15] 蒋介石虽然没有参加这次礼拜，但在“礼拜后，唱诗班成员中，有人见到了蒋经国，即请他在自已的圣经上签名，他欣然应允。”范爱侍，《蒋介石夫妇在溪口做礼拜》，第61页。

[16] 范爱侍，《蒋介石夫妇在溪口做礼拜》，第61-62页。

[17] 张令澳，《我在蒋介石侍从室的日子》（香港：明报出版社有限公司，1995），第425页。

[18] 张令澳，《我在蒋介石侍从室的日子》，第419页。

[19] 曾景忠、杨天石编，《蒋经国自述：向历史交代》（北京：华文出版社，2012），第275页。

[20] 徐品富，《蒋介石乘我驾的船逃离上海》，《宁波日报》，1990年12月5日，第四版。王泰栋等著，《武岭残梦：蒋介石在大陆的最后日子》（宁波：宁波出版社，2006），第135页。

[21] 《蒋经国日记》（长沙：华南人民出版社，1988），第216页，转引自〔美〕陶涵着、林添贵译，《蒋介石与现代化》（北京：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2），第357页。

[22] 周联华，《蒋公夫妇的基督教信仰》，王成勉主编，《补上一页欠缺的历史——蒋介石夫妇的基督教信仰》（台北：宇宙光全人关怀机构，2013），页81。

[23] 熊丸口述；陈三井访问；李郁青记录，《蒋介石私人医生回忆录》（北京：团结出版社，2009），第88页。

[24] 《蒋中正日记，1949年1月22日》，蒋中正著，吕芳上、源流成主编，《蒋中正日记（1949）》（台北：民国历史文化学社，国史馆，2023），第34页。

[25] 《蒋中正日记，1949年1月21日》，蒋中正，《蒋中正日记（1949）》，第33页。

[26] 《蒋中正日记，1949年4月5日》，蒋中正，《蒋中正日记（1949）》，第110页。

[27] 《蒋中正日记，1949年1月23日》，蒋中正，《蒋中正日记（1949）》，第36页。

[28] 《蒋中正日记，1949年1月30日》，蒋中正，《蒋中正日记（1949）》，第42页。

[29] 《蒋中正日记，1949年1月1日》，蒋中正，《蒋中正日记（1949）》，第14页。

[30] 《蒋中正日记，1949年2月25日》，蒋中正，《蒋中正日记（1949）》，第60页。

[31] 《蒋中正日记，1949年2月14日》，蒋中正，《蒋中正日记（1949）》，第59-60页。

[32] 汪荣祖、李敖，《蒋介石评传（上册）》（台北：商州文化，1995），第230-232页。

[33] 汪荣祖、李敖，《蒋介石评传（上册）》，页232。

[34] 《蒋中正日记，1949年2月1日》，蒋中正，《蒋中正日记（1949）》，第49页。

[35] 曾景忠，杨天石编，《蒋经国自述：向历史交代》（北京：华文出版社，2012），第253页。

[36] 《蒋中正日记，1949年2月3日》，蒋中正，《蒋中正日记（1949）》，第51页。

[37] 曾景忠、杨天石编，《蒋经国自述：向历史交代》，第254页。

[38] 《蒋中正日记，1949年2月5日》，蒋中正，《蒋中正日记（1949）》，第52页。

[39] 曾景忠、杨天石编，《蒋经国自述：向历史交代》，第255页。

[40] 《蒋中正日记，1949年2月13日》，蒋中正，《蒋中正日记（1949）》，第59页。

[41] 曾景忠、杨天石编，《蒋经国自述：向历史交代》，第262页。

[42] 蒋日记中的吴、张、袁即吴忠信、张治中、袁守谦，《蒋中正日记，1949年3月9日》，蒋中正，《蒋中正日记（1949）》，第83页。

[43] 曾景忠、杨天石编，《蒋经国自述：向历史交代》，第257页。

[44] 《蒋中正日记，1949年3月10日》，蒋中正，《蒋中正日记（1949）》，第84页。

[45] 曾景忠、杨天石编，《蒋经国自述：向历史交代》，第257页。

[46] 《蒋中正日记，1949年4月4日》，蒋中正，《蒋中正日记（1949）》，第110页。

[47] 据蒋经国回忆，积善庵是父亲蒋介石十岁时侍先祖母礼佛念经之地。曾景忠、杨天石编，《蒋经国自述：向历史交代》，第268页。

[48] 《蒋中正日记，1949年4月6日》，蒋中正，《蒋中正日记（1949）》，第111页。

[49] 蒋经国口述记载蒋介石与岳军先生同游金娥寺的时间为4月8日。曾景忠、杨天石编:《蒋经国自述：向历史交代》，第269页。但这个记载有误，笔者对比蒋介石4月6日至8日的日记，正确的时间应该为4月6日。

[50] 居、朱、萧、孙即居正、朱家骅、萧纫秋、孙连仲。参《蒋中正日记，1949年4月15日》，蒋中正，《蒋中正日记（1949）》，第119页。

[51] 曾景忠、杨天石编，《蒋经国自述：向历史交代》，第27页。

[52] 《蒋中正日记，1949年4月16日》，蒋中正，《蒋中正日记（1949）》，第119页。

[53] 曾景忠、杨天石编，《蒋经国自述：向历史交代》，第272页。

[54] 王泰栋等著，《武岭残梦：蒋介石在大陆的最后日子》，第38-39页。王梅枝，张秋实著，《风雨危楼: 蒋介石在1949》(北京：团结出版社，2007) ，第49页。

[55] 熊丸口述；陈三井访问；李郁青记录，《蒋介石私人医生回忆录》（北京：团结出版社，2009），第101页。

[56] 候定远等著，《蒋介石下野回溪口的见闻》，载王克俊、沈醉等著，《亲历者讲述：蒋介石．1949》（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9），第134页。

[57]参《蒋经国日记》（长沙：华南人民出版社，1988），第216页。 转引自〔美〕陶涵著，林添贵译，《蒋介石与现代化》（北京：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2 年8 月），第357页。

[58] 期间在老乡余济时、周宏涛、孙义宣等陪同下，为宋美龄祝寿、看戏、观灯会，还商议重修《武岭蒋氏宗谱》之事。周金康编著：《乡国履痕》，溪口旅游新文丛（宁波：宁波出版，2015），第166页。

[59] 范爱侍，《记抗战胜利后的奉化溪口教会》，第1页。

[60] 范爱侍，《记抗战胜利后的奉化溪口教会》，第5页。

[61] 范爱侍，《记抗战胜利后的奉化溪口教会》，第7页。

[62] 范爱侍，《记抗战胜利后的奉化溪口教会》，第5-6页。

[63] 从浸礼会的立场来看，虽然溪口属浸礼会布道区，对这个重要的布道区，如果自己因为人才匮乏而不去抓，又不让别人去开展福音工作，毕竟说不过去，这是有浸礼会背景的甬江女中校长沈贻芗提出的一个代表性建议：让我们另行组织一个委员会，例如“溪口基督教促进会”，邀请不同教会人士为成员，委员会既不隶属浸礼会，又不属于循道会，由委员会筹措牧师的薪水与教会其他开支……。参范爱侍，《记抗战胜利后的奉化溪口教会》，第6-7页。

[64] 参范爱侍，《记抗战胜利后的奉化溪口教会》，第7-8页。

[65] 根据施季言记载，“此乃蒋主席多次之叮嘱，殊为急不容缓云云。”故此处范爱侍提到的权威，应该不仅仅是宁波循道公会的上层意愿，而是施季言有政治上的考虑。参范爱侍，《记抗战胜利后的奉化溪口教会》，第3-4页。

[66] 陈更新，《宁波基督教在解放前后》（1995年9月19日完稿），第7-8页，未刊书稿。

[67] 陈更新，《宁波基督教在解放前后》（1995年9月19日完稿），第4-5页，未刊书稿。

[68] 陈更新访问纪录，2010年2月12日。

[69] 范爱侍，《记抗战胜利后的奉化溪口教会》，1964年5月19日完稿，宁波市基督教两会档案室馆藏，（文史数据：总201），第22页。

[70] 陈更新，《抗战胜利前后的宁波基督教》（1993年8月21日完稿），第38页，未刊书稿。

[71] 陈更新访问纪录，2010年2月12日。

[72]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0年10月23日。转引自杨天石，《寻找真实的蒋介石——蒋介石日记解读（二）》（香港：三联书店有限公司出版，2010），第519页。

[73]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0年10月24日。转引自杨天石，《寻找真实的蒋介石——蒋介石日记解读（二）》，第519页。

[74] 关于蒋介石的儒学功底功，特别是王阳明对其影响。可参王晓华，《蒋介石的家事与国事》（北京：团结出版社，2010），第143-148页。

[75] 候定远等著，《蒋介石下野回溪口的见闻》，载王克俊、沈醉等著，《亲历者讲述：蒋介石．1949》，第133页。

[76] 瞿海源，《宗教与术数态度和行为的变迁（1985-2005）——检验世俗化的影响》，瞿海源主编，《宗教、术数与社会变迁》（高雄：巨流图书有限公司，2013），第19页。

[77] 梁家麟，《基督教与中国祖先崇拜：一个教牧角度的回应》，邢福增、梁家麟，《中国祭祖问题》，文化集刊4，第三版（香港：建道神学院，2012），第141-142页。

[78] C.K. Yang, Religion in Chinese Society, p. 53. 转引自梁家麟，《基督教与中国祖先崇拜：一个教牧角度的回应》，邢福增、梁家麟，《中国祭祖问题》，文化集刊4，第三版，第144页。

[79] 蒋浚明，字颜昭。宋朝政治人物。明州奉化（今浙江省宁波市奉化）人。曾官拜大理寺评事，迁尚书员外郎。其子蒋璇、蒋琉，皆登进士。蒋浚明的后人蒋仕杰，移居武岭（溪口），蒋介石自认是蒋浚明后代。

[80] 周金康编著，《乡国履痕》，溪口旅游新文丛，第238页。

[81] 山齐，《蒋介石史实真相》（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4），第25页。

[82] 释东初（1986），《东初老人全集（5）》，页654。转引自叶永文，《台湾政教关系》社会学丛书17（台北： 风云论坛出版社，2000），第220页。

[83] 宋泽莱（1993），《被背叛的佛陀》，序，页4。转引自叶永文，《台湾政教关系》，第220页。

[84] 本文引用蒋介石为其母撰写《先妣王太夫人事略》片段，转引自山齐，《蒋介石史实真相》，第19页。

[85] 杨天石，《寻找真实的蒋介石——蒋介石日记解读（二）》，第519页。

[86] 《蒋中正日记，1949年3月17日》，蒋中正，《蒋中正日记（1949）》，第90页。

[87] 《上星期反省录，1949年3月20日》，蒋中正着，吕芳上、源流成主编，《蒋中正日记（1949）》，第92页。

[88] 杜聿明，字光亭，陕西省米脂县人，国民革命军陆军中将，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历任国民革命军第二百师师长、国民革命军第五军军长，所属部队乃蒋介石的嫡系部队，1949年1月9日，杜聿明部在淮海战役中全军覆没，于江苏省萧县张老庄被中国人民解放军俘虏。

[89] 《蒋中正日记，1949年1月9日》，蒋中正，《蒋中正日记（1949）》，第23页。

[90] 《蒋中正日记，1949年1月10日》，蒋中正，《蒋中正日记（1949）》，第24页。

[91] 《蒋中正日记，1949年1月6日》，蒋中正，《蒋中正日记（1949）》，第20页。

[92] 《蒋中正日记，1949年4月16日》，蒋中正，《蒋中正日记（1949）》，第119页。

[93] 《蒋中正日记，1949年4月25日》，蒋中正，《蒋中正日记（1949）》，第128页。

[94]  胡哲华编著，《典藏宁海．名人与宁海》（宁波：宁波出版社，2013年10月），第80页。

[95] 《蒋中正日记，1949年4月25日》，蒋中正，《蒋中正日记（1949）》，第127页。

[96] 蒋介石1934年6月13日日记摘录转引自，《从蒋介石的日记看他的信仰之路》，https://wangpei.net/2018/02/the-path-of-faith-of-chiang/（2025年10月15日下载）。

[97] 蒋介石1934年6月15日日记摘录转引自，《从蒋介石的日记看他的信仰之路》，https://wangpei.net/2018/02/the-path-of-faith-of-chiang/（2025年10月15日下载）。

[98] 《蒋中正日记，1949年5月11日》，蒋中正，《蒋中正日记（1949）》，第146页。

[99] 《上星期反省录，1949年5月15日》，蒋中正，《蒋中正日记（1949）》，第148页。

[100] 《蒋中正日记，1950年6月5日》，蒋中正，《蒋中正日记（1950）》，页171-172。蒋介石在他两天后的日记中再次感慨的写道：“感想：世界究为上帝慈悲天父之世界，抑为魔鬼万恶共匪之世界乎。如果属于上帝，则最后胜利必属于我，除非天理正义全灭，魔鬼胜过上帝，则史大林乃可灭亡中国，统制世界，岂果有此理乎。“《蒋中正日记，1950年6月7日》，蒋中正，《蒋中正日记（1950）》，页173。

[101] 周联华，《蒋公夫妇的基督教信仰》，王成勉主编，《补上一页欠缺的历史——蒋介石夫妇的基督教信仰》，页81。

[102] 梁家麟，《徘徊在耶儒之间——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相关研究评介》，梁家麟，《徘徊在耶儒之间》（台北：宇宙光，1997），页13。

[103] Jon Bialecki, Naomi Haynes, and Joel Robbins. (2008) ‘The Anthropology of Christianity’, in Religion Compass, 2, pp. 1139–1158.

[104] Joel Robbins, Becoming Sinners: Christianity and Moral Torment in a Papua New Guinea Society (Berkel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4), p.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