载《中国基督教研究》2013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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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以昆明市旅游景点“云南民族村”的苗族寨建基督教堂的事件展开讨论，通过数据呈现，准确把握“建堂”事件的象征意涵和理论难点。后又通过具体旅游 产业和艺术展演为依托的本土化信仰表达实践案例分析，剖析当前政治背景下，实现基 督教合法化的操作经验。并结合文献梳理和知识学分析，找出文化生成和流变的脉络， 最终解释“误读式建堂”的合理性和实现逻辑。
关键字： 云南 苗族 基督 教堂
Abstract: this research paper discusses the affair of the Miao nationality( distributed over Guizhou, Hunan, Yunnan, the Guangxi Zhuang Autonomous Region, Sichuan and Guang- dong ) build church in Kunming city. Based on the data, the author analysis the symbolic meaning and theoretical difficulties of the “building church” affair. In addition, according to discussing of travel industry and art perform, the article shows the ways of achieving Christian- ity legalization in current political background. Combining to historical document and knowl- edge analysis, we can find out the formation and transition of the Miao culture, then explain
the feasibility of “building church”.
导论 信仰需要载体，作为宗教活动场所的教堂是很多教会纳入政府宗教管理体系，取得合法审批手续的前提。基督教信仰和建教堂无论是汉族社区，还是地处边陲的少数民族社区，都不算是奇怪和特别的事情，中国人信仰基督教也不再是新闻性的现象，但下面的“建堂”案例却有特别的象征和标志性的意 义。
一、象征性事件——“民族村”苗族寨建堂 在云南省昆明市南部的滇池之滨，距市区8公里的地方有一个叫“云南民族村”的主题公园，旨在反映和展示云南省26个少数民族的社会文化风情。云南民族村于1992年2月18日开园，是国家AAAA级旅游景区、国家民委民族文化基地，CIOFF中国委员会民间传统文化基地和国家民委全国首批民族工作 联系点之一。是外地游客在昆明旅游的“必到”景点之一。民族村内逐批建设和开放了20余个少数民族同名“村寨”，用于展现其民族文化和生活原貌，给游客提供参与式的民族风情体验。
笔者曾得到一份《2007年云南民族村节庆活动一览表》，表中有“圣诞节”的字样和活动设置。尽管 云南有傈僳族、苗族、景颇族、彝族、哈尼族、拉祜族等少数民族在近百年的历史中大量的皈依了基 督教，但“圣诞节”在民族村这一特殊的场所的出现是否有特别的涵义？“圣诞节”在民族村的安排 究竟是一种时尚、娱乐和商业化的旅游产业的驱使，还是对本省诸民族基督教信仰的一种客观呈现？
如果这个问题在2007年末还是还难以定论，到了2008年一个新线索使问题趋于明朗，就是“民族村” 的“苗族寨”建盖了一座基督教堂。
为了准确了解建堂事件的来龙去脉，笔者于2009年到访了这个位于“民族村苗族寨”的基督教堂。
这座教堂是开放式的，四面都有门，为了便于游客的进入，三面的门都是开着的。 通常有一位驻教堂的牧者穿着苗族的服装坐在教堂中间的长椅上与游客交流信仰的道理。这个驻堂苗族牧者叫李永和，称他为牧者是因为这个教堂不同于一般的教堂，产权属于民族村所在的旅游公司，本身也没有被认定为宗教活动场所，李永和是签订劳务合同在此工作的。 民族村的苗族寨于2007年5月1日正式向游客开放，这之前李永和在云南省神学院进修，期间有民族村的工作人员来云南省神学院招聘，拟聘一位驻苗族寨基督教堂有神学修养的人员。最终李永和与民族村的经营部门达成协议，来到了民族村工作。
当问到民族村苗族寨以及苗族寨教堂的设计和具体实施时，李永和说，手续之类的办理，都是企业与政府部门，或政府部门之间的操作，他只是受聘于此，每月凭借民族村员工的身份领取工资。也可以说，这座 教堂建盖的缘起和动力，并不是基督徒和苗族同胞的特别的策划和诉求，而是由“民族村”的管理和经营 者一手包办的。
图3苗族寨教堂牧者李永和 前面提到了云南许多少数民族都有信仰基督教的同胞，民族村自然也有一些少数民族员工信仰基督教，随着苗族村教堂的建立，民族村内的少数民族信徒克服了因民族村远离城区不方便过信仰生活的难题。截至2009年8月，每周日大概有50-100人由李永和带领在堂内礼拜，他们中既有信主历史较长的傈僳族、拉祜 族、独龙族的员工，也有水族等苗族寨教堂建立之后才认识基督并受洗的弟兄姊妹。
无论建盖教堂的初衷如何，苗族村基督教堂目前都承担了至少四个功能：民族村内各寨基督徒员工的礼拜 场所；作为旅游产品的文化展演；在公开场合宣传“福音”；苗族及相关少数民族信仰“外来”基督教正 当性的宣称——基督教成为了中国少数民族不断更新的传统和特色的一部分。
二、苗族基督教信仰的概况 如果一个对少数民族和少数民族信仰了解不深的人来到云南民族村参观了苗族教堂，大致印象恐怕是当代苗族受基督教影响很大，苗族信仰基督教的人很多，基督教成为了苗族文化非常重要的一部分，苗族是云南受基督教影响最大的民族等等。但当我们广泛接触贵州和湖南的苗族、云南文山和红河的苗族，以及云 南省的傈僳族、拉祜族、景颇族等信仰基督教的少数民族，就会发现我们的推论不成立。
1、信仰基督教的苗族不足苗族总人口的十分之一 据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统计，全国共有苗族8940116人，主要分布于西南和中南的七个省（区）。其中，贵州省苗族人口最多，共有4299,951人，差不多占全国苗族一半，遍布全省各地；湖南省1921,495人，居第二位；云南省苗族人口数量虽居全国第三位，约1043,535人，相当于全国苗族的九分之一多。贵 州和湖南两省苗族信仰基督教的较少，主要信仰本土的传统宗教，尤其巫蛊信仰比较盛行。2000年第五次 人口普查的数据中苗族人口达到中国苗族总人口的1%以上的“县市区”有26个，总数约占中国苗族总人口 的50%，都集中在贵州和湖南省，基督教在这些县市的影响普遍很有限。
云南苗族的人口主要分布集中于文山州（422,991人）、红河州（274,147人）和昭通市（155,766人）三 地。前两个地区苗胞占全省苗族总人口的66.8%，但这两个地区苗族的绝大多数却不信仰基督教，据云南 省宗教事务局2003年的数据，文山州各民族基督徒总数仅为930人。
受基督教影响较大的苗族聚居区域主要是滇东北、滇黔川边地区（主要包括云南昭通、贵州毕节和四川泸 州）和包括楚雄和昆明地区在内的滇中北地区。但这两个区域苗族人口不多，基本没有一个人口超过国内 苗族总人口1%的大县。后文将提到的以唱诗闻名的昆明市富民县由于的苗族人口太少，都没能找到人口数据。
2、苗族仅是云南诸多受基督教影响较大的民族之一 一百余年来，基督教在云南少数民族的宣教和发展从规模上非常成功，对文化和生活各方面的影响也颇为深远。《云南省志.卷六十六.宗教志》载有基督教初传云南时实力较大的六个地区。分别为滇东北苗族地区；滇北苗族、彝族地区；滇西北傈僳族、怒族地区；滇西景颇族地区；滇西南拉祜族、佤族地区；滇南 哈尼族地区（江城、墨江）。
信仰基督教的民族主要是集中在思茅、怒江、德宏、迪庆、临沧、红河6个地州的拉祜族、佤族、傈僳 族、怒族、独龙族、景颇族、哈尼族、苗族和彝族。其中信仰基督教的苗族主要分布于昭通、楚雄和昆 明。昭通和楚雄基督徒的数量都不算最多的几个，其中楚雄的基督徒数还有很多是彝族和傈僳族的。昆明 基督徒总数虽相对较多，由于本地区少数民族仍为少数，所以苗族信徒的规模也不是很大。
无论是《云南省志.卷六十六.宗教志》写作的布局上，还是2003年生宗教局统计数据的相对规模上，实际 的增长速度上，以及历史传统上，苗族都只是云南受基督教影响较深的民族之一。从这个角度上，基督教 之于苗族没有特别的资赋。
民族村苗族寨建堂是非常显眼和极具象征意义的，不断改造和更新着人们头脑中的各族形象的文化版图。 如果承认民族村苗族寨建堂事件的象征含义，问题就出现了，一个占一个民族10%人口的局部文化，成了 一个民族重要的标志性文化。苗族与基督教，一个似乎被夸大甚至被严重曲解的事实仅仅是源于偶然和误 读吗？面对偶然性的诘问，下面的案例则有利于问题的确认。
三、《宗教与民族研究资料选辑》的选文失衡和图表讹误 一本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王戈柳、揣振宇及原中央民族学院赵业共同编辑的《宗教与民族研究资料选辑》辑录了当年宗教和民族研究领域的部分重要成果，包括马克思主义宗教理论、中国的宗教法规、
关于宗教问题的重要讲话及各宗教调研等专题。 全书所辑的四五十篇文章，只有两篇的主要内容是涉及基督教的，而这两篇恰都取材于苗族基督教信仰。
一篇是原由韦启光发表于《贵州社会科学》1981年第4期上的《黔滇川边区苗族信仰基督教试析》，另一篇是扈宗尧发表于《宗教》1982年第1期的《关于云南“小石桥”问题的考查报告》。两文都是讲的善良 苦难的苗族同胞，最终毅然决然选择了基督教的故事。前一个是川滇黔边的苗族，后一个是云南楚雄州武 定县的苗族。可以说，苗族基督教在本书中的分量之重无以复加，足以给读者基督教与中国苗族有强关联 性的印象。
另外，全书的最后附有一张《中国少数民族宗教信仰情况简表》，该表有一个看似讹误的错误。苗族居所 列16个信仰基督教的少数民族之首。除苗族之外，所有信仰基督教的族名后都加了“部分”二字，并且加 注“部分”的这15个民族，基本还出现在其他宗教或“说明”部分之“原始宗教”的范畴之内，如佤族和 傈僳族。但基督教的栏的“苗族”后面却没有附“部分”二字，同时“苗族”也没有出现在“原始宗教” 的部分。可见，错误不是因为笔误，在编者的意识中，苗族是几乎全民信仰基督教的。这个观念与本书仅 辑两篇基督教文章，却都为苗族基督教的主题形成呼应。
“严谨的学者”尚且犯这样的错误，20年后民族村单在苗族寨建堂就不显得那么奇怪了，类似案例30年来 层出不穷，如韩军学所著《基督教与云南少数民族》一书中，“苗族”首当其冲成为了该书首章“信仰基 督教的云南少数民族”的第一节，共20页，占整章（涉及10个民族）117页的1/6篇幅还多。
综上，民族村苗族寨建堂虽然与苗族基督教的发展规模不相称，但却反映了相当多人意识中的基督教与苗 族文化的关系，可以说民族村苗族寨建堂不是偶然现象。此时再以“偶然”解释显然说不过去了，应该对 此“巧合”现象的原因做出解释。
四、苗族基督教的合法化与信息的再生产 文化从来都是流动的，不断的选择与遗弃导致了文化的发展与流变，没有对与错，可与不可。目前我们需要解释的是代表少数人的基督教信仰何以在民族村中作为苗族文化特色进行展示。
（一）教会诗班、赞美诗与政治的互构 李永和对教堂选在苗族寨建的解释是：“民族村各种建设的一个重要的标准是要反映各民族的文化（特色），宗教是文化最重要的部分之一，基督教信仰也是广大苗族同胞的重要部分，包括苗族诗班合唱，水平之高也是广为所知的……”
正像李永和所说，民族村的经营决策者决定在苗族寨建立教堂，主要也考虑符合一个民族的文化特色。如果就此推理，可以说基督教作为苗族的一项文化特色，已经得到了大众的知晓和认可。就像以唱世界名曲 知名的苗族诗班一样，赞美诗成为大家谈到苗族时津津乐道的话题。
1、崭露头角——以“山民”和“彝州”的名义 近年来云南一个新兴的旅游项目是到苗族或傈僳族村寨参观教堂、听当地少数民族教会的诗班演唱世界名
曲和赞美诗。项目火爆的根源在于能够水平很高地唱国际范儿的世界名曲，并信仰外来的基督教的的少数
民族形象，与省外大众对穷乡僻壤里少数民族的刻板印象极度不符。 正式这样存在于人们心里的梯度，也造就了政治与宗教蜜月与互构的机会。 在全能型国家中，文艺通常作为政治任务摊派下去，就像2005年在昆明举办的首届“聂耳杯”国际合唱节。教会历来都有赞美上帝的唱诗班，诗班的排练和礼拜中用来敬拜赞美的歌唱是各地教会的制度性安
排。执政党的无神论信仰和多年来的执政习惯决定了长期以来对基督教文化表达的抑制性政策，但在特定 的情况下，少数民族诗班又获得了特别的崭露头角的机会。在文化生活普遍不符合城市“高雅”品位的边 陲山区，苗族教会的唱诗班得以作为地方代表团队出外进行合唱比赛。
有人说他们像百灵鸟,有人说他们的演唱水平甚至超过了省级的专业合唱团。放下手里的锄头,将牛羊赶进 圈里,掸掉身上的泥土,聚拢在一起,清清嗓子,引吭高歌……
从原生态的苗族情歌到耳熟能详的《爱我中华》,从聂耳的《告别南洋》到贝多芬的《欢乐颂》、亨德尔 的《哈利路亚》等众多中外名曲,他们都唱得那样好,许多人无论如何也想不到演唱者竟是一批来自云南偏 僻山区的苗族农民,而且在有省内外120支合唱队参加的首届昆明“聂耳杯”合唱节上一举夺得最佳合唱奖 的第一名。
楚雄州苗族山民演唱团正式成立于2005年7月。演唱团演员200人，男女各100人，全部是来自于楚雄州山 区的苗族青壮年农民。楚雄州政协主席杨成彪在下乡考察时发现了这些农民歌唱家，州政协策划组建了这 支苗族山民合唱团。
没有名家指点，就以书本、光盘为师，大家相互切磋，共同提高。很多人虽然文化水平较低，但对音乐却 有一种特殊的悟性。自小以来的音乐熏陶，伴随全身心真情的歌唱，使他们逐步修练成了较高的音乐素 养。他们不但全都能视简谱即唱，而且有相当一部分成员能看懂五线谱。经过长期不懈的学习，他们终于 成功地拿下了一部又一部中外名曲，走出大山，登上了大雅之堂！
在这次比赛上，参赛和得奖的苗族合唱团不止这一个，还包括以苗汉双语演唱了《义勇军进行曲》并同获 一等奖的昆明市五华区厂口乡苗族合唱团，他们还无伴奏合唱了《半个月亮爬上来》以及《歌唱祖国》、《保卫黄河》、《卖报歌》、《祖国颂》这些由聂耳创作的优秀歌曲；早已成名的昆明市富民县小水井苗 族合唱团，以一首《彩云追月》也获得了本次比赛的一等奖，并演唱了《茨冈》等其他名曲；以及凭借《毕业歌》获得了二等奖的昆明市禄劝县苗族合唱团。 这些来自乡土社区的合唱团几乎都是苗族，这些苗族无一例外都是基督徒。在报道中，楚雄教会的唱诗班
被冠“山民合唱团”的名义，打得是“为彝州争光”的旗号，受的训练是“州政协的精心组织”，唱的歌
曲是世界名曲和爱国歌曲、革命歌曲。尽管赛会方会有些人了解这些合唱团都是来自教会的诗班，但有关这次比赛的报道以及对苗族合唱团的公开的赞许中，看出半点儿合唱团的基督教的来头。 在比赛中，通过苗族诗班的参赛，以苗语和诗班为载体，教会、苗族都参与了国家意识形态大厦的建构。
通过这样的建构参与，普遍受到歧视的外来宗教取得了主流意识形态和地方政治体系的初步认同，取得了
文化领域合法化的第一步。 另外，又通过在比赛中演唱作为世界名曲的《哈利路亚》等咱们曲目，教会又通过艺术和组织的双重形式取得了公共空间和政治场合中的信仰表达和合法性奠基。
2、深山奇葩有来头——资本积累与信仰表达的实现
2005年，诗班合唱团的巨大成功没能实现基督教信仰在公共媒体中的表达，但诗班文化资本的积累则是非 常可观的。随着旅游的发展和社会的开明化，苗族诗班的演唱不仅成为了媒体竞相挖掘的新闻资源，也成 为了地方政府可资利用的文化资源，基督教又借歌唱这一艺术载体和经济效益的正当性，实现了苗族基督 徒信仰身份的公共表达。同样的题材，到了2009年，新闻报道已经与以前大不相同，基督教唱诗班正当的 身份得以见光：
小水井村是大营镇束刻村委会的一个自然村，有农户150户，共447人，均为苗族，位于大营镇东部，距昆 明市32公里，全村土地面积3.5平方公里。该村是昆明市最大的苗族自然村。小水井村地处高山，周围坡 陡箐深，村民以传统的种、养殖业为主，经济来源单一，人均收入900多元。但就是这样一个经济落后的 小山村，却在近年来出了名。小水井85%的成年人信仰基督教，在唱诗班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苗族农民合唱 团，以原生态四声部独具特色的演唱风格享誉海外，被国内外专家评委们誉为天籁之音。
唱诗班起初通过参赛曲目的精心挑选和主旋律化的歌唱，先消弭了执政习惯与宗教之间的高张力。因比赛 成功并且带来的经济效益，强化了信仰歌唱的正当性，并借经济的天然合法性逐渐摆脱了制度和文化上对 宗教的抑制，并最终实现信仰公共表达。案例说明信仰的表达可以借社会中的文化、政治和经济等各种需 求实现。
五、“文化高地”、传奇与出版的苗族再造 文化可以翻译成“文化”culture和“文明”civilization，前者偏重于意识和精神领域，后者包括物质更宽泛。文化和民族问题相连，经常涉及到自尊心，于是下里巴人和琐碎的东西通常会被忽略，系统性的，反应大众价值观中较高层侧和系统性的元素越加得到重视。苗胞中少数的基督教文化也是受益于这样 的运行逻辑而不断被放大、引用并循环生产。
（一）文化成就 近代著名作家沈从文的孙女沈红对文化“圣地”石门坎这一“西南苗族最高文化区”教育和卫生成就的总结：“创制苗文，结束了苗族无母语文字的历史；创办乌蒙山区第一所苗民小学；建威宁县第一所中学；
培养出苗族历史上第一位博士；在中国首倡和实践双语教学；开中国近代男女同校先河；倡导民间体育运 动；创建乌蒙山区第一个西医医院；乌蒙山区第一个接种牛痘疫苗预防天花的地方；创办中国最早的麻风 病院；建立中国第一所苗民医院……”
除了这样的与苗族基督教的成就和基督徒人才有关的佳话会被津津乐道，基督教人才本身的文化创作也会 促进本族和本教文化的宣传和发展。以1913年10月出生于贵州威宁县杨汉先为例，曾撰写了《威宁花苗歌 乐杂谈》、《大花苗歌谣种类》、《大花苗名称来源》、《大花苗移人乌撤传说考》、《大花苗的氏 族》、《黔西苗族调查报告》、《贵州省威宁县苗族古史传说》、《基督教循道公会在威宁苗族地区传教 始末》、《基督教在滇黔川交境一带苗族地区史略》等几十篇论文和书稿。
作为苗族文化高地的滇川黔边和滇中北基督教苗区，自然成为苗族文化的排头兵和中坚，无论是苗文的创 制还是历史的梳理，都是文化传承、再造和发展核心。
可以说在苗族文化的保留和发展中，具备“基督教——苗族文化成就——形塑苗族”的逻辑。在基督教与 中国苗族微妙的互动中，形塑了今天的文化界和大众领域的苗族形象。
（二）名人传奇
1998年7月9日，英女王宣布20世纪世界十大基督教殉道者，包括波兰神父圣国柏、因信仰被父母杀死的南 非原住民少女梅思默拉、乌干达圣公会大主教鲁温、俄国的圣伊丽莎白、美国黑人民权领袖及牧师马丁• 路德•金等，他们的塑像被雕在伦敦西敏寺（又称威敏斯特大教堂）的西门上。在这被纪念的十位殉道者 中，唯一的中国人就是云南苗族的牧师王志明。
王志明出生在中国云南省武定县下长冲。1940年起任滇北地区内地会洒普山总堂传道员，1948年按立为洒 普山总堂牧师，成为当地教会领袖。1951年，外国传教士被驱逐出中国，王志明继续负责当地教会。面对 风起云涌的政治运动，他虽然忠于国家，但拒绝参加当地的批斗地主和反对外国人的活动。
1969年，包括王志明在内的当地21名基督教领袖因反对信徒参加“三忠于”活动被逮捕，1973年12月29日，66岁的王志明被判处死刑，在当地万人批斗会上被枪决。
（三）知识生产 石门坎、杨汉先，王志明以及迄今为止描述少数民族信仰基督教影响最大的一部书张坦著《窄门前的石门坎》，大众读物《中国国家地理》2004年第10期发表的《石门坎“炼狱”还是“圣地”?》和《中国西南
一个山村的现代性经历》都让越来越多的人们记住了苗族的基督教信仰。包括首章首节写苗族的《基督教 与云南少数民族》（韩军学著），都在强化读者和观者观念中基督教与苗族的相关性。
另外，近年来人类学、民族学领域出版的苗族专著不多，但在为数不多与苗族相关的研究著作中涉及苗族 基督教信仰的却不少。而且这些著作大都能走出苗族研究、民族学、宗教学、历史学的学科规范，成为一 种多元化的，容易被跨界探讨的读物，对受众的影响力更强。下面将其中有代表性的简单罗列：
柏格理、王树德、张绍乔、邰慕廉、甘铎理、张继乔 著 东人达、东旻 译《在未知的中国》，云南民族 出版社，2003年
秦和平著《基督宗教在西南民族地区的传播模式》，四川民族出版社，2003年 东人达著《滇黔川边基督教传播研究》，人民出版社，2004年
杨大德著《中国石门坎》，人民日报出版社，2005年 沈红著《石门坎文化百年兴衰》，万卷出版公司，2006年 沈红著《结构与主体：激荡的文化社区石门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 王大卫著《寻找那些灵魂》，香港文汇出版社，2007年
陈晓毅 著《中国式宗教生态：青岩宗教多样性个案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 塞缪尔•克拉克、塞姆•柏格理 著《在中国的西南部落中》，贵州大学出版社，2009年
吴晓 等编《圣歌里的芭蕉箐：富民县东村乡芭蕉箐苗族村村民日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 张慧真著《教育与族群认同:贵州石门坎苗族的个案研究》， 民族出版社，2009年 当你在书店和图书馆的书架上经常看到上面这些书，无论你有意还是无意研究少数民族基督教信仰和苗族问题，都很容易就陷入到“苗族受到基督教很大影响”，甚至“基督教影响了苗族的方方面面”这一语境
当中，滚雪球式循环往复的的知识制造是形成人们印象的决定因素。尽管宣传从来都不是学术研究的主题 词，但在本文探讨的“误读与重构”的问题上，包括上述出版物和前文提到的《宗教与民族研究资料选 辑》都在制造这人们的思想，同时也潜移默化塑造着苗族的公共形象。
在贵阳市人民政府门户网站的“苗族的宗教信仰”页中也提到，“外国传教使团或者传教士们在苗族地区 开设了许多的中小学校、医疗机构、甚至实施了一些经济发展项目，对于苗族社会的进步、政治地位的改 善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
六、总结 苗族基督教的文化形象，虽奠基于基督教先进的组织化能力和文化多功能性，包括有续的组织力量和卓越的文艺传统。但旨在反映云南省各民族特色的“云南民族村”建盖了基督教堂只有“苗族寨”，而不是同样受基督教影响较大的傈僳族、拉祜族等民族，固然有偶然因素，但目前局面的形成，也与文化传播的特 性，尤其知识制造的连锁式反应密切相关。
另外，要在中国实现基督教的非信仰认同和公共表达，并不单单是自说自话，独立对立，无论是文化、政 治和经济体制，都能成为可资利用的资源，并在不断的互动中互相丰富和改变。
注释：
- 在“民族村”，除了可以体验云南各少数民族的风俗和文化的服务，迎合游客口味的2月14日情人节 和6月1日儿童节这样非本土又与各民族基本没有关联的节日也出现在了《2007年云南民族村节庆活动 一览表》表中。
- 海外的苗族与国内苗族有诸多联系和文化传承，并也有部分皈依了基督教，但本文暂不讨论。本文所 称苗族和苗族总人口均限于中国人民共和国的辖区和户籍范围。
- 给苗族的传统信仰下定义自然非常困难的，这种难度甚至大于汉族的“民间信仰”和“民间宗教”的 界定。因为其及与神灵系统开放的佛教和道教相关联，又有所区分和不断地变化。就苗族传统的信 仰，以往的概念包括“原始宗教”之类，选用较泛的“民间信仰”的概念，操作中意义也很有限。对 苗族本土信仰的探讨暂时搁置为宜。
- 贵州凯里、湖南沅陵等地区有一些苗族群众皈依了基督教，但总体上湖南和贵州大部分地区基督徒在 当地苗族中的比重不大。
- 云南人民出版社，1995，9， P226-228.
- 瑕不掩瑜，本表在天主教和基督教一栏，分别列出的民族名称达到6个和14个，尽管不完全，但应该 承认，能列出如此众多信仰基督宗教的民族，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归类反映了当时该书编著者确实 对少数民族信仰的普遍状况有过比较全面的了解甚至实地调查的经验，没有对基督教的发展和影响进 行虚无主义式的屏蔽是值得称赞的。
- 任维东《轰动省城的苗族山民合唱团》，《光明日报》，2005-09-20
- 《楚雄州苗族山民合唱团震撼昆明》，载云南苗族基督教网，来源:楚雄政协，2009-06-14
- 贾薇、赵伟、袁野等《富民小水井村将搬迁？世人担忧苗族“天籁之声”从此哑口》，《昆明日 报》、《生活新报》，2009-3-25
- 1地处贵州省威宁县。曾因基督教的传入在中华民国时期取得了空前的发展，极大地促进了当地民族的 文明化进程，并取得了卓越的文化成就。
- 沈红《石门坎文化百年兴衰-中国西南一个山村的现代性经历》，万卷出版公司，2006年
- 1919年进入威宁石门坎光华小学就读； 1938年毕业于华西协和大学。1950年出任贵州省民族事务委 员会副主任兼贵州民族学院院长。被称为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作为学者的他也是国内外有较大学术 影响的苗族学者。
- 张坦著《窄门前的石门坎——基督教文化与川滇黔边苗族社会》，云南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1992年
- 近年来涉及苗族基督教信仰的著作包括但肯定不限于这里提到的一些。
16. 如果没有特殊的生活和研究经历，如一般非基督教背景的苗族社区的社区走出的苗民或者少数民族传 统文化研究的资深专家，从外界尤其文献了解苗族，很容易有基督教是苗族主要信仰的误区。上述作 者们在读彼此的著作的时候，未免没有一种相互的误导和心理暗示在发挥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