载《中国基督教研究》2013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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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旨在论述救苦救难是佛教与基督教的共同宗教关系。通过将观音与福音进行比较，本文还探讨了基督教中国化问题。作者认为，所谓的中国佛教实际上是中 国宗教在以佛教的方式进行表述，而所谓中国基督教则实际是中国宗教以基督教的形式 来表达自己。因此，根据同样的内容，基督教与佛教只在表面上相异，结果上是同样 的。另外，根据佛教经典的翻译事例，作者认为，中国基督教必须完全切断其西方传 统，如此方可获得真正的中国基督教。中国基督教必须聆听上帝曾经是，现在是以及将 来也是在众人自己的语境中对众人说话的。
关键词：救苦救难 观音 福音 佛教 基督教
Abstract: This article, it discusses that helping people in distress is a common religious relationship of Buddhism and Christianity. According to a contrast of “Guanyin” and “Good news”, this paper also explores the problem of Christianity in China. The author believes Chinese Buddhism is a Chinese religion which present as Buddhism style, and Chinese Christianity is a Chinese religion which present itself as Christianity style. Therefore, based on the same content, Christianity and Buddhism look different on the exterior, but the results are the same. Also, according to the translation of the Buddhist classic materials, the author believes
Chinese Christianity must cut off Western culture to build a complete Chinese-style Christianity. Chinese Christianity must listen to God’s words from this time forth and forevermore.
引言
本文表面上是关于佛教与基督教的一个比较，但实际上却是要说明究竟什么才是中国基督教以及如何建构中国基督教，尽管很多人都认为我没有资格谈基督教，因为我根本就不懂西方基督教或懂得很少，但我想说，我只是没有资格谈西方基督教而已，我完全有资格谈中国基督教，在我看来，只有不懂西方基督教的中国人才有资格谈中国基督教，而且越是不懂就越有可能谈得越好，比如一个现在可能连基督教徒都还不是的中国农民甚至乞丐就会在这方面大大地超过我。不过，我不想在此为我本人以及在本文中所谈的中国基督教作更多的辩护，其他人爱怎么评论就怎么评论，反正我怎么想就怎么说（而不是想怎么说就怎么说），除了抄袭上帝，我保证没有抄袭任何其他人。
为了达到我想要的目的，我有意在中国文化的语境中来探讨佛教和基督教，这在佛教方面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因为中国自己有成熟的佛教文化，有一套完整的成体系的中国化佛教理论和实践，但在基督教方面就相当困难了，因为中国自己还没有基督教文化，基督教在中国远没有象佛教那样已经做到了中国化，尽管中国也有基督教会，也有基督教堂，也有基督教牧师，也有基督教徒，也有基督教学者，也有基督教出版物。我们通常所说的“中国基督教”，其意只是指“在中国的基督教”或“行政上属中国管辖的基督教”而不是指“中国化的基督教”；香港道风山所倡行的“汉语基督教”，也只是“用汉语来表达的西方基督教或西方神学”而已，只是让西方基督教或西方神学脱了英语的“马甲”换上汉语的“马甲”而已（而且这件汉语“马甲”也还是西方制造的，胸前背后都写着英文），内中毫无汉语文化即中国文化可言。总之，所谓的“中国基督教”或“汉语基督教”，本质上还是属于西方文化的范畴而隔异于中国文化，从而与“中国佛教”或“汉语佛教”大异其趣，这不免让人对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大跌眼镜，徒叹失望，毕竟基督教传入中国也已有四、五百年的历史了（权且从明代算起吧），这么长的时间，黄花菜都凉了两箩筐了，若是佛教，早就中国化了。不过，话得说回来，失望也只是对中国现实基督教的失望，就基督教本身而言，或者说就纯粹的基督教而言，或者说在上帝的周密计划和巧妙安排中，基督教原本是蕰含着中国文化因素的，因为，普世的上帝不可能只对西方人言说而不对中国人言说，否则他就太偏心了，不配被尊为上帝。上帝既然要对中国人言说，那他就要说汉语，就要说中国人喜欢听的话，就要说与中国文化相契合的话；如果上帝也象对西方人那样地对中国人咿里哇啦地说一通中国人听不懂的英语，如果上帝也叫中国人去吃汉堡三明治而不去吃烧饼油条，那他就算是瞎了眼了，那还叫什么全知全能全善的上帝？可见，上帝是不可能不对中国人言说的，同时也是不可能不以合乎中国文化的方式来对中国人言说的。上帝确确实实是对中国人言说了包含着中国文化内涵的基督教教理，但“大音希声”①，中国人不仔细听是听不到的，再加上在“西方中心主义”的文化环境中，西方神学聒噪吵闹，声大如雷，搞得中国人根本没法静下心来去认真地倾听上帝为他们“量身定说”的谆谆教导。不过，这几天，“如是我闻”②，我乃是听到了上帝对中国人的一些（仅仅是一些）言说，我想把转述出来与大家一起分享，但为了防止有人说我神经病或假冒“先知”假传“圣旨”（我是一位学者，不是什么“先知”），我有必要解释一下我何以能听到上帝对中国人的言说，明白这一点乃是读者诸君能够理解并认可本文有关基督教部分的前提和基础。
一、基督教中国化的神学基础
我们在谈论西方文化的时候往往会说西方文化是“两希文明”即希腊文明与希伯莱文明的组合，其中希腊文明是指科学，希伯莱文明则是指基督教，不过海德格尔认为将西方文化如此一分为二是不对的，在他看来，西方文化只是希腊文明，基督教也是属于希腊文明，这是什么意思呢？海德格尔的意思是说，当从希伯莱文明中蕴育出来的犹太基督教（犹太教的一个分支）传入西方后即被希腊化或西方化成了西方基督教，这西方基督教所体现的实际上都是源自于希腊文明的理性精神，它与体现在科学中的理性精神并没有什么不同，正因如此，所以西方基督教也被称为理性的宗教，其所倡导的信仰也是理性的信仰，其所信仰的上帝也是理性的上帝③，比如西方基督教思想史上前赴后继不断有人提出有关上帝存在的证明，这些证明就其方式而言无一不与科学上的证明一样是理性的证明。西方基督教思想家们坚信，只要通过理性的方式证明了上帝的存在，那么上帝也便是理性的上帝，信仰上帝也便是理性的信仰。总之，西方基督教浑身上下都散发着希腊文明的理性光芒而与其所源起于其中的希伯莱文明渐行渐远，这只要看看西方基督教与体现希伯莱文明的犹太教之间的明显不同以及两者在历史上不可调和的矛盾和斗争就一目了然了。
海德格尔对西方文化和基督教的看法提醒我们：作为一种文化，宗教是有国界的，宗教是有民族性的，西方基督教不同于犹太基督教，同样地，中国基督教也应不同于西方基督教，但遗憾的是，中国至今还没有中国基督教而只有西方基督教，还没有文化意义上的中国基督教而只有行政意义上的中国基督教，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中国的基督教（不等于“中国基督教”）不分青红皂白地从理论到实践一古脑儿地照搬西方基督教，没有将基督教与中国文化圆融起来。西方基督教讲“三位一体”，中国的基督教也跟着讲“三位一体”，殊不知“三位一体”在中国文化看来，简直就是乱伦！西方基督教讲“原罪”，中国的基督教也跟着讲“原罪”，殊不知中国文化是讲“人之初，性本善”的，何罪之有？西方基督教反对鬼神崇拜，中国的基督教也跟着反对鬼神崇拜，殊不知中国人普遍信奉“抬头三尺有神明”，以此为基础的鬼神崇拜广泛存在于中国社会，并且其中的祖先崇拜还是中国人表现孝道的方式之一。当然，中国基督教界个别“中国心”未泯的有识之士也曾提出过中国自己的基督教观念，如丁光训主教曾认为，在中国，象雷锋这样虽没有基督教信仰但却富于仁爱之心的人也是应该得到上帝的关怀和拯救的，于是乎，他就提出了“因爱称义”以区别于西方基督教的“因信称义”，然而遗憾的是，这个十分符合儒家理念因而非常中国化的“因爱称义”一经提出便遭到了一大批拥有西方神学教育背景有的甚至还得到西方教会资助的中国基督教学者的非议和反对，个中原因虽然也有现实利益的冲突，但“因爱称义”与“因信称义”在教义上的相左无疑是最直接的原因。在那些洋气十足的中国基督教学者看来，西方基督教就是基督教本身，就是唯一的基督教，从而，西方基督教之所说就是上帝之所说，就是基督之所说。既然西方基督教说了“因信称义”，那么与“因信称义”相左的“因爱称义”，便是有悖于上帝之意旨的，便是错误的。实际上，真正有悖于上帝之意旨的乃是认为西方基督教就是基督教本身或西方基督教就等于基督教的看法，因为，上帝是因全人类而存在为全人类而言说的，并不仅仅因西方人而存在为西方人而言说，公正无私的上帝早已在世界各地暗暗地完成了基督教的布局，其中既有西方基督教，也有中国基督教，还有柬埔寨基督教、尼日利亚基督教等等，不一而足，总之，世界上有多少民族，有多少文化圈，有多少国家，上帝就部署多少种基督教，只是隐显有别而已，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本已有上帝亲自部署的中国基督教，用不着西方教会多此一举地向中国传播不适合中国文化的西方基督教，西方教会向中国传播西方基督教，将西方基督教强加于中国，从而蒙蔽了由上帝亲自部置的中国基督教，这完全违背了上帝的意志，打乱了上帝的精心安排，而且让一般中国人产生一种严重的错觉，以为基督教就是西方的。现在，到了该正本清源、拨乱反正的时候了，即基督教不是西方的，而是上帝的，而是全人类的。上帝的基督教不但西方有份，中国也有份，只是西方人靠着他们先行一步所建立的西方神学，捷足先登，从上帝的基督教中分有了西方基督教，从而使得西方基督教显明了出来，而中国基督教则由于种种原因（比如西方基督教的阻扰）还保存在上帝那里，需要我们建立起中国神学来将它拿出来，而我们所要建立的中国神学是与西方神学完全切割的神学，只有将中国神学与西方神学完全切割，才能将上帝在中国部置的基督教发扬光大，才能不辜负上帝对中国人的期望和厚爱，才能有所谓的中国基督教出现，才能完成基督教的中国化。总之，基督教的中国化，要从建立中国神学入手，因为神学是基督教的“主机”，只有“主机”中国化了，作为“屏显”的基督教才能中国化；若作为“主机”的神学是西方的，那么作为“屏显”的基督教肯定也是西方的。可见，中国化基督教的神学基础只能是中国神学而不能是西方神学，那么，什么样的神学才是中国神学呢？
我们都知道，西方神学是从《圣经》中诠释出来的，同样地，中国神学也只能从《圣经》中诠释出来，只是据以诠释出中国神学的《圣经》与据以诠释出西方神学的《圣经》应该是而且必须是不一样的，其中前者是中国《圣经》，后者是西方《圣经》。也许有人会觉得奇怪，世界上不是只有一部《圣经》吗？怎么会有中国《圣经》与西方《圣经》之别呢？请注意，我这样说的意思，或我区分中国《圣经》和西方《圣经》的用意，不是从《圣经》版本学、《圣经》考据学或《圣经》发生学的角度来考量的，而是出于如下《圣经》诠释学的考虑：
我们所要从中诠释出中国神学的中国《圣经》，也就是汉语《圣经》（如南京和合本或其他“蒙准使用”的南京和合本改编本）是上帝特许给中国人的，因而，我们不要妄自菲薄，老是觉得汉语《圣经》是从西方《圣经》翻译过来的，其底本或根子是西方《圣经》，这种看法只是学术而非神学，从神学上看，汉语《圣经》不是源自于西方《圣经》，而是象西方《圣经》那样都源自于上帝，于是乎汉语《圣经》与西方《圣经》是并列的关系而非从属的关系。只有使汉语《圣经》彻底走出西方《圣经》的阴影，摆脱与西方《圣经》的学术关系，我们才能从汉语《圣经》中诠释出中国神学或地道的汉语神学，否则只能诠释出以汉语来表达的西方神学，为西方人作嫁衣裳而已。有鉴于此，我们应该“胆子再大一些”，当我们在诠释汉语《圣经》的时候，就把当下的汉语《圣经》当作是最后的根据，不要去联想到以英语或其他以字母文字来表达的西方《圣经》，比如，当我们在解释汉语《圣经》中的某个概念的时候，不要去考查这个概念在西方《圣经》中对应的英语表达是什么意思或拉丁文表达是什么意思，而应该快刀斩乱麻，切断与西方《圣经》的一切联系，就在当下的汉语和中国文化语境中去直探这一概念的汉语含义，别去管它的英语或拉丁文是什么意思。说句不该说的粗话，它的英语或拉丁文是什么意思关我什么事！要想建立中国神学，非有这种“粗人”的“硬气”①不可！要知道，宗教不但有国界有民族性，而且更有语言性。不同的语言培育出不同的宗教。我曾见过一本中英文对照的《圣经》，这本《圣经》经常被中国研究基督教的学者放在案头以备查，也被当作大学生学习和了解基督教的教材，窃以为这本中英文对照的《圣经》对于那些想从学术的角度来了解基督教的中国人是有益的，但是对于形塑中国人的中国神学观念却是有百害而无一利——若站在这个立场上来看，那么，这本中英文对照的《圣经》就象赵本山在春晚小品《小崔说事》中所说的，应该放到村头的厕所里或用来左一层右一层地糊墙。总之，中国人只要看汉语《圣经》即可，管他英语《圣经》怎么说。中国人只有别立于西方《圣经》和西方基督教之外（最好与之绝缘），然后“教外别传”，自说自画，自行其是，唯其如此，才能构建出所谓的中国神学，否则，若割不断与西方《圣经》和西方基督教的关系，中国神学是断断不可能诞生的，充其量也只能出个西方神学的汉语版或中国版。在这里，中国佛学的发展经验可以作为中国神学的借鉴，如果中国神学真的想要有所成就的话，因为中国佛学就是在印度佛学之外自说自画而发展壮大起来的，若没有这种自说自画的大无畏精神，中国佛学焉能成其为独成体系的中国佛学？下面这个对“佛”字的解释就是中国佛学别立于印度佛学之外自说自画的典型案例：
佛法东来，须立名号，古德取“浮屠”，音近者遴选，以笔画象征，义取“佛”字。佛随人，唯人之心体与宇宙本体同构，“亻”旁指明众生本具佛性，智慧根即觉悟依凭。再取“弗”字注音。“弗”两意，一曰矫、矫正。二曰“不”，表否定。佛法要矫正什么？否定什么？分述如下：
一、矫正心体，指示学佛根本。人之降生刹那，与真如同构之心体断做两截，名意识与潜意识。心体分裂遮蔽众生本具慧根（与本体同一的心体），生我执堕无明，故“弗”字的两竖（将丿简化为|）分别喻意识和潜意识，犹言修行是要修复这断裂，令心体不二，使两竖合一。
二、矫正观见，此为理入门径。“弗”字两竖也分别喻“有”和“空”，“弗”也表否定，其意思是空、有皆为偏见。佛法正见不落两边，空不拒假有，有即自性空，空有不二，当体中道。
三、“弓”通“功”，此为修行门径。意识显则潜意识隐，两者难同体应时，故除了明中观之理，还须辅以持戒、持号、持咒、参禅、布施等等修行，辅助清理潜意识。“弓”如曲折蛇行，缠绕表征潜、显意识之两竖，或渐或顿终将消除潜显意识的分裂，两竖和合，功夫也随之销弥（得“一”须防法执），统归为一。
要而言之，修行关键在打理意识与潜意识的分裂，使“弗”之两个“|”归 一，归复先天与宇宙本体同构并相应之心体。此时自我、我执顿消，俗谛意义上的“亻”也销弥，整个境界只是简单而圆融的“一”，故学佛就是化佛，化“佛”为一。①
本来，无论是“浮屠”还“佛”，都是个音译词②，但刚才这段引文在解释“佛”之一词时，却完全不顾其所音译自的那个词的含义，只管自说自画地按“佛”这个汉字的偏旁结构来赋义来演绎“佛”的佛学含义，这是地道的中国化释义法，中国佛学就是在类似的如此这般自说自画不太在意印度佛学的中国化释义法下建立起来的。遥想当年的佛经汉译，当汉译本确定后，翻译者就毫不怜惜地把作为翻译底本的印度本或西域本给毁掉，要知道，其中的许多本子还是象玄奘这样的人辛辛苦苦冒着生命危险通过“西天取经”取来的呀！那么，翻译者——他们实际上也是中国佛学的最早奠基者——为什么要把印度本或西域本毁掉呢？这不是太傻了吗？这不是傻，而是建立中国佛学的大丈夫气概！只有将印度本或西域本毁掉，后人才能将汉译佛经当作中国佛学的最后依据，才能据以建立纯正的中国佛学。为了建立纯正的中国佛学，中国人不但毁经绝版，而且还制造了许多“伪经”，所谓“伪经”系指那些不是从印度佛经或西域佛经翻译过来的，而是中国人仿照印度佛经的格式自造并堂而皇之地称之为佛说的佛经。通过这些“伪经”，中国人无拘无束地表达着自己对佛学的理解，形塑出了有别于印度佛学的纯正的中国佛学思想，正因如此，所以中国佛学研究专家潘桂明先生说：“伪经非常重要，它是一定历史背景下哲学思潮的反映，反映了当时中国人对佛教的理解，在思想史上有重要意义”①，什么样的重要意义呢？显然就是指对于构建独具特色自成体系有别于印度佛学的中国佛学的重要意义。总之，要构建中国神学，要使基督教中国化，榜样“远在天边，近在眼前”，佛教中国化的经验就是基督教中国化的榜样，中国佛教曾经怎么做，中国基督教就学着怎么做，无须多虑，举个例子来说吧，我们可以仿照着中国佛教对“观音”的解读来对基督教的“福音”作中国化的解读。
二、中国佛教中的“观音”
“观音”，也叫“观世音”，“唐代因为避太宗李世民讳，略称为观音”。②在中国佛教所信仰诸佛菩萨中，观音菩萨是知名度最高、受供奉最广的，这一点连释迦牟尼佛和阿弥陀佛都望尘莫及，那么，观音菩萨何以会有如此高的佛教声望呢？这与观音菩萨的佛教品格及其所扮演的佛教角色有关。观音菩萨大慈大悲，“与诸十方三世六道一切众生同悲仰”③，“若有无量百千万亿众生，受诸苦恼，闻是观世音菩萨，一心称名，观世音菩萨即时观其音声，皆得解脱”④。观音菩萨因为已“得圆通根本，发妙耳门”⑤，耳根圆通，所以“能够观照世间的音声，世间众生遭遇灾难，若一心称念菩萨名号，观音菩萨就会寻声救苦，使众生离苦得乐”⑥——所谓“观音”者，即是“观世人称彼菩萨名号之音而垂救”⑦的意思。
观音菩萨“寻声救苦”的解脱法门就是所谓的“观音法门”，“观音法门”有时亦被称为“圆通法门”。观音菩萨曾自称：“彼佛如来，叹我善得圆通法门，于大会中，授记我为观世音号，由我观听十方圆明，故观音名号，遍十方界”⑧，于是乎，十方世界广大众生有苦难者，不管是什么苦难，也不管是谁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只要一心称念观音名号，便能得救，十分灵验。总之，“观音菩萨是寻声救苦，哪里有深陷苦厄众生的呼救，哪里就有观音菩萨慈悲救护的眼手”③，“千手千眼”救“千苦千难”，真是“千处祈求千处应”，正因如此，所以“北宋在观音名号前加灵感二字，南宋加号大慈悲救苦救难，天竺（指杭州上天竺寺）加广大二字”①，观音菩萨的名号便在人们对她的美好愿望和祈求中最终定格为《白衣观音大士灵感神咒》中能充分展示其佛教品格的“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诃萨”，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佛教徒所经常念的完整版的观音名号，稍微简化一点亦可称为“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救苦救难观世音菩萨”等，最简单的当然就是“观音菩萨”了。实际上，在观音信仰的语境中，只要心诚，只要能够做到心不杂乱，一心称念，那么无论是念观音菩萨的全名还是简名都能达到“人离难，难离身，一切灾殃化灰尘”的得救效果③，这种得救效果在《楞严经·观世音菩萨圆通章》中被分为十四个方面即所谓的“十四种无谓功德”，那么，观音菩萨“救苦救难”究竟能救哪些苦哪些难呢？一些相关的佛经中有详略不等的交代，如《观世音菩萨救苦经》中说：“能救狱囚，能救重病，能救千灾百难苦”；《高王观世音真经》中说：“能灭生死苦，消灭诸毒害……火焰不能伤，刀兵立摧折，恚怒生欢喜，死者变成活”；《楞严经·观世音菩萨圆通章》在列举观音菩萨“救苦救难”所具有的“十四种无畏功德”时也间接地告诉了我们观音菩萨究竟能救哪些苦难，这“十四种无畏功德”分别是：
一者，由我不自观音，以观观者，令彼十方苦恼众生，观其音声，即得解脱。二者，知见旋复，令诸众生，设入大火，火不能烧。三者，观听旋复，令诸众生，大水所漂，水不能溺。四者，断灭妄想，心无杀害，令诸众生，入诸鬼国，鬼不能害。五者，熏闻成闻，六根销复，同于声听，能令众生，临当被害，刀段段坏，使其兵戈，犹如割水，亦如吹光，性无摇动。六者，闻熏精明，明遍法界，则诸幽暗，性不能全，能令众生，药叉罗刹、鸠槃茶鬼、及毗舍遮、富单那等，虽近其傍，目不能视。七者，音性圆销，观听返入，离诸尘妄，能令众生，禁系枷锁，所不能着。八者，灭音圆闻，遍生慈力，能令众生，经过险路，贼不能劫。九者，熏闻离尘，色所不劫，能令一切多淫众生，远离贪欲。十者，纯音无尘，根境圆融，无对所对，能令一切忿恨众生，离诸嗔恚。十一者，销尘旋明，法界身心，犹如琉璃，朗彻无碍，能令一切昏钝性障，诸阿颠迦，永离痴暗。十二者，融形复闻，不动道场，涉入世间，不坏世界，能遍十方，供养微尘诸佛如来，各各佛边，为法王子，能令法界无子众生，欲求男者，诞生福德智慧之男。十三者，六根圆通，明照无二，含十方界，立大圆镜，空如来藏，承顺十方微尘如来，秘密法门，受领无失，能令法界无子众生，欲求女者，诞生端正福德柔顺、众人爱敬、有相之女。十四者，此三千大千世界，百亿日月，现住世间诸法王子，有六十二恒河沙数，修法垂范，教化众生，随顺众生，方便智慧，各各不同，由我所得圆通本根，发妙耳门，然后身心微妙含容，遍周法界，能令众生持我名号，与彼共持，六十二恒河沙诸法王子，二人福德，正等无异。
观音菩萨“救苦救难”所具有的这“十四种无畏功德”，其所涉及的苦难其实只是《法华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中观音菩萨所能救的苦难的一部分。在所有同类的佛经中，《法华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对观音菩萨“救苦救难”的描述是最为详细、最为系统同时也是最具内在逻辑的，兹有三个方面，一是救众生的外在苦难：
若有持是观世音菩萨名者，设入大火，火不能烧，由是菩萨威神力故。若为大水所漂，称其名号，即得浅处。若有百千万亿众生，为求金、银、琉璃、砗磲、玛瑙、珊瑚、琥珀、真珠等宝，入于大海，假使黑风吹其船舫，飘堕罗刹鬼国，其中若有乃至一人，称观世音菩萨名者，是诸人等，皆得解脱罗刹之难，以是因缘，名观世音。若复有人，临当被害，称观世音菩萨名者，彼所执刀杖，寻段段坏，而得解脱。若三千大千国土，满中夜叉、罗刹，欲来恼人，闻其称观世音菩萨名者，是诸恶鬼，尚不能以恶眼视之，况复加害？设复有人，若有罪，若无罪，杻械枷锁，检系其身，称观世音菩萨名者，皆悉断坏，即得解脱。若三千大千国土，满中怨贼，有一商主，将诸商人，赍持重宝，经过险路，其中一人，作是唱言：“诸善男子！勿得恐怖！汝等应当一心称观世音菩萨名号，是菩萨能以无畏施于众生，汝等若称名者，于此怨贼，当得解脱。
二是救众生的内在苦难：
若有众生，多于淫欲，常念恭敬观世音菩萨，便得离欲。若多嗔恚，常念恭敬观世音菩萨，便得离嗔。若多愚痴，常念恭敬观世音菩萨，便得离痴。无尽意，观世音菩萨，有如是等大威神力，多所饶益，是故众生，常应心念。若有女人，设欲求男，礼拜供养观世音菩萨，便生福德智慧之男，设欲求女，便生端正有相之女，宿植德本，众人爱敬。
三是救不同类型的众生：
若有国土众生，应以佛身得度者，观世音菩萨即现佛身而为说法。应以辟支佛身得度者，即现辟支佛身而为说法。应以声闻身得度者，即现声闻身而为说法。应以梵王身得度者，即现梵王身而为说法。应以帝释身得度者，即现帝释身而为说法。应以自在天身得度者，即现自在天身而为说法。应以大自在天身得度者，即现大自在天身而为说法。应以天大将军身得度者，即现天大将军身而为说法。应以毗沙门身得度者，即现毗沙门身而为说法。应以小王身得度者，即现小王身而为说法。应以长者身得度者，即现长者身而为说法。应以居士身得度者，即现居士身而为说法。应以宰官身得度者，即现宰官身而为说法。应以婆罗门身得度者，即现婆罗门身而为说法。应以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身得度者，即现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身而为说法。应以长者、居士、宰官、婆罗门、妇女身得度者，即现妇女身而为说法。应以童男、童女身得度者，即现童男、童女身而为说法。应以天、龙、夜叉、乾闼婆、阿修罗、迦楼罗、紧那罗、摩睺罗伽、人非人等身得度者，即皆现之而为说法。应以执金刚神得度者，即现执金刚神而为说法。
三、中国基督教中的“福音”
《圣经·新约》中有所谓的“四福音书”，即《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和《约翰福音》，这“四福音书不是说有‘四部福音’或‘四种福音’，而是说由四部书所写成的惟一福音”①，那么这“惟一福音”究竟是什么呢？西方神学的解释是这样的，或者说学术上的解释是这样的：
“福音”一词来自希腊文“euangelion”，拉丁文为“evangelium”，其原意为“对传报好消息的人给予的报酬”，后经演变而有了“好消息”义，并主要指有国王身份的人和他的行为中的救恩意味。基督宗教视耶稣为“主”，“主”为国王的称号（徒25：26），而耶稣基督正为所谓“天国君王”、“犹太人的王”。因只有王才能赐恩典给其子民，故《新约》中“福音”的含义为“上帝救恩来到的好消息”，或“天国（上帝的国）即将来临”的讯息。在福音书中，耶稣曾明确说过“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路4：18），“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太11：5）这样的话。由于福音所指的即耶稣所带来的拯救人的信息，耶稣的拯救又是通由他在十字架上的受难及复活实现的，所以在《新约》其他书卷，尤其在保罗书信中所说的福音，指的便是作为救主的耶稣本人和他在世上的工作，传扬耶稣基督的死与复活，其核心便是基督的救赎（罗1：1—15，16—17；林前15：1—4）。①
可见，在由西方神学支持的西方基督教中，“福音”是指耶稣基督降临人间来拯救人的好消息，那么这个好消息又来自于哪里呢？来自于上帝，只要你信仰上帝，上帝就会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你，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上帝就是福音，福音就是上帝，上帝是福音的化身。福音告诉你，耶稣基督可以来拯救你，如果你愿意接受耶稣基督作为你的救主，那么请如是祷告：
亲爱的天父，创造宇宙万有的真神，我感谢你，感谢耶稣基督，固为爱我，降世为人，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流血洗净我的不义，从死里复活，叫我得着你的生命。恳求天父赦免我一切的罪。我愿意接受主耶稣基督作我的救主和生命的主，管理我的一生，使我能享受你的恩典与慈爱，经历丰富有价值的人生。我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②
从这个祷告中我们不难发现，耶稣基督对人的拯救，是指把人从无意义的空虚中拯救出来，从而让人感到自己活着是有价值有意义的而不至于去自杀，说得哲学些，耶稣基督的拯救就是给人生赋义，而说得文学些，耶稣基督的拯救就是夺下自杀者手中的刀，或者把这刀给藏起来，让想自杀的人找不到。说实在的，耶稣基督的这种拯救只适用于西方人，对中国人来说是毫无用处的，因为中国人是世界上唯一能够自我赋义的人或意义自足的人，他们从来不会感到人生是无意义的，从来不会感到空虚无聊，他们非常善于“自得其乐”③，有时甚至还以苦为乐④，这种人格特征再加上“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可毁伤”⑤的儒家教诲，使得中国人从来不会因为感到人生空虚无聊人生无意义而自杀，他们偶尔选择自杀，也是缘于现实生活中的某种巨大压力，而且不到万不得已不到陷于绝对的生活困境，他们是不会自杀的，因为他们贪恋现世生活，热爱现世生命。⑥可见，中国人是用不着耶稣基督来告诉他现实的人生是有意义的，因为他们天生就知道这一点；中国人也用不着耶稣基督来给他指示一个遥远的天堂，因为他们认为天堂就在脚下而不可能在他处，于是乎专门为人生赋义并指引天堂之路的西方耶稣基督一来到中国就会失业，就会无事可干，就像一个水上救生员在陆地上英雄无用武之地一样，总之，中国人不需要西方耶稣基督的拯救，它所需要的是中国耶稣基督的拯救，那么，中国耶酥基督的拯救又是什么样子的呢？中国耶稣基督的拯救就是观世音菩萨“救苦救难”的那种拯救，就是对现实生活中所面临的各种内在和外在苦难的拯救，而不是对无意义人生的拯救，而不是填补人生空虚的拯救，且看中国耶稣基督在汉语《圣经》中如是说：
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只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①
所谓“这些事”，就是中国耶稣基督（以下就直接称耶稣基督，就象直接称孔子而没有必要说“中国孔子”一样）“救苦救难”的事。因为耶稣基督能“救苦救难”，所以，那些有苦难的人，只要“在我里面”，也就是信仰我耶稣基督，就会“有平安”，就“可以放心”地生活。耶稣基督说“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②，又说“你们若常在我里面，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③，这里的“果子”和“成就”都是指耶稣基督“救苦救难”的圣迹。在“四福音书”中，我们可以读到耶稣基督“救苦救难”的许多圣迹，对于这些圣迹，一一列举既不可能也没必要，不妨每一“福音书”各举一个例子，以斑窥豹。
《马太福音》9章27—29节“两个盲人得医治”：
耶稣从那里往前走，有两个瞎子跟着他，喊叫说，大卫的子孙，可怜我们吧。耶稣进了房子，瞎子就来到他跟前，耶稣说，你们信我能作这事吗？他们说，主阿，我们信。耶稣就摸他们的眼睛，说，照着你们的信给你们成全了吧。他们的眼睛就开了。
《马可福音》9章14—27节“治好被污鬼附身的孩子”：
耶稣到了门徒那里，看见有许多人围着他们，又有文士和他们辩论。众人一见耶稣，都甚希奇，就跑上去问他的安。耶稣问他们说，你们和他们辩论的是什么。众人中间有一个人回答说，夫子，我带了我的儿子到你这里来，他被哑巴鬼附着。无论在哪里，鬼捉弄他，把他摔倒，他就口中流沫，咬牙切齿，身体枯干，我请过你的门徒把鬼赶出去，他们却是不能。耶稣说，嗳，不信的世代阿，我在你们这里要到几时呢？我忍耐你们要到几时呢？把他带到我这里来吧。他们就带了他来。他一见耶稣，鬼便叫他重重地抽疯。倒在地上，翻来覆去，口中流沫。耶稣问他父亲说，他得这病，有多少日子呢？回答说，从小的时候。鬼屡次把他扔在火里，水里，要灭他。你若能作什么，求你怜悯我们，帮助我们。耶稣对他说，你若能信，在信的人，凡事都能。孩子的父亲立时喊着说，我信。但我信不足，求主帮助。耶稣看见众人都跑上来，就斥责那污鬼，说，你这聋哑的鬼，我吩咐你从他里头出来，再不要进去。那鬼喊叫，使孩子大大地抽了一阵疯，就出来了。孩子好像死了一般，以致众人多半说，他是死了。但耶稣拉着他的手，扶他起来，他就站起来了。
《路加福音》7章11—16节“使寡妇的儿子复活”：
过了不多时，耶稣往一座城去，这城名叫拿因，他的门徒和极多的人与他同行。将近城门，有一个死人被抬出来。这人是他母亲独生的儿子，他母亲又是寡妇。有城里的许多人同着寡妇送殡。主看见那寡妇就怜悯她，对她说，不要哭。于是进前按着杠，抬的人就站住了。耶稣说，少年人，我吩咐你起来。那死人就坐起，并且说话。耶稣便把他交给他母亲。
《约翰福音》6章3—13节“耶稣使五千人吃饱”：
耶稣上了山，和门徒一同坐在那里。那时犹太人的逾越节近了。耶稣举目看见许多人来，就对腓力说，我们从哪里买饼叫这些人吃呢？他说这话，是要试验腓力。他自己原知道要怎样行。腓力回答说，就是二十两银子的饼，叫他们各人吃一点，也是不够的。有一个门徒，就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得烈，对耶稣说，在这里有一个孩童，带着五个大麦饼，两条鱼。只是分给这许多人，还算什么呢？耶稣说，你们叫众人坐下。原来那地方的草多，众人就坐下。数目约有五千。耶稣拿起饼来，祝谢了，就分给那坐着的人。分鱼也是这样，都随着他们所要的。他们吃饱了，耶稣对门徒说，把剩下的零碎，收拾起来，免得有糟蹋的。他们便将那五个大麦饼的零碎，就是众人吃了剩下的，收拾起来，装满了十二个篮子。
“治病”、“驱鬼”、“使人复活”、“使人吃饱”，耶稣基督“救苦救难”的这四个圣迹不但分别摘自不同的“福音书”，而且也代表了不同的类型的“救苦救难”，而且在“四福书”中耶稣基督“救苦救难”的有些圣迹还在不同的表述下重复出现，如刚才提到的“使五千人吃饱”的圣迹，不但记载在《约翰福》中，而且在《马太福音》（14：13—21）、《马可福音》（6：30—44）和《路加福音》（9：10—17）中也都有记载；又“驱鬼”之圣迹，不但记载在《马可福音》中，而且在《马太福音》（17：14—21）和《路加福音》（9：37—43）中也都有记载，甚至在同一福音书中也有相同圣迹的记载，如“两个盲人得医治”的圣迹在《马太福音》中就出现了两次（9：27—29和20：29—34）——重复表明重要，重复强化主题，《四福音书》的主题就是耶稣基督的“救苦救难”，而所谓的“福音”就是耶稣基督复活降临人间“救苦救难”的好消息，芸芸众生有苦难者只要信上帝，信上帝所带来的这个好消息，信耶稣基督，就能得着耶稣基督的拯救而出离苦难，而且耶稣基督的这种“救苦救难”在性质上与中国佛教中观音菩萨的“救苦救难”实在毫无二致，比如广为流传的《观世音菩萨灵感录》中记载着这样一件事，说：“齐国建安王生疮，念观世音菩萨名号，至诚不停的念，有一天晚上梦见大士（观世音亦称大士）亲手为他敷药，到了第二天一早疮就痊愈了。见到听到的人，无不惊异的相传为奇事，一时发信心的人不少”①，这与“四福音书”中耶稣基督“救苦救难”的那些圣迹（包括刚才所举的以及大量没举的）有什么两样吗？没有！
四、结语
我现在对宗教的认识是这样的：我们通常所说的佛教、基督教、道教、伊斯兰教等宗教，其实并不是宗教本身，而是宗教的不同表达方式。每一个民族自古迄今所本有的生活方式和生活习惯的总和才是宗教本身，才是真正的宗教，而且由于在人种、自然环境、历史发展等方面的差异，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宗教，不过，同一个民族的宗教既可以通过佛教来表达，也可以通过基督教来表达，同时还可以通过道教、伊斯兰教等其他宗教来表达，这就好比同一个题材的故事，既可以通过小说来表达，也可以通过绘画来表达，同时还可以通过舞蹈、电影等其他艺术形式来表达，尽管表达方式不一样，但它们所表达的内容却是一样的。在这样一种宗教观下，我们说，所谓的佛教中国化或中国佛教其实就是中国宗教以佛教的方式来表达，而所谓的基督教中国化或中国基督教其实就是中国宗教以基督教的方式来表达，从而其内容同是中国宗教的中国佛教和中国基督教便具有了异曲同工之妙，比如本文所探讨的中国佛教的“观音”和中国基督教的“福音”，它们都是与“救苦救难”有关的宗教关怀，而且它们所救的苦难都是中国式的苦难而不是西方式的苦难，即都是源于生活压力的苦难而不是源于生活空虚的苦难。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中国佛教的“观音”和中国基督教的“福音”在“救苦救难”问题上构成了共鸣，同时也正是在这个共鸣中我清楚地听到了上帝对中国人的言说——上帝丝毫不差地按中国人的特性来言说中国基督教。自从听到上帝对中国人的言说，我就再也听不到上帝对西方人或其他民族人的言说了。如果有人不理解我在本文中所说的中国基督教，那么，这不是因为我说错了，而是因为他们没有或不愿意听到上帝对中国人的言说，而是因为他们更想听上帝对西方人的言说。如果说我有什么错，那就是我明目张胆地抄袭了上帝对中国人的言说，我作弊了。
在一次国际佛教学术研讨会上，“面对气势汹汹的学界，论证、考证达摩祖师是否有这样一个人，结果三分之一点五的学者认为历史上不存在有达摩这样一个禅宗人士，言之凿凿，雄辩无敌，文献、历史、传记、碑刻、归纳、演绎，搞得眼花缭乱，最后，主持法师来总结发言：‘达摩祖师与我们共在，你们的文献考据对于我们来讲也许并不重要，在成佛的路途上，在我们三世因果观念中，寺院也许就是个寄居的地方，当你们考据论证到全世界都关闭了寺院的时候，我们心中的世界还是佛陀的世界，我们的追求依然是我们的追求，我们不会改变’。”①法师这一番发自肺腑但非慷慨激昂的话肯定说得我们这些经常自以为是的学者顿时语塞，面面相觑，并且是至少是给了我一顿“当头棒喝”，让我警醒并反思：学者用学术方法能把宗教研究清楚吗？能够做到不“跑偏”吗？宗教本来就是用非学术的方法建构起来的，而我们现在却要用学术的方法来起劲地研究它并经常声明把宗教研究清楚了，果真是这样的吗？我们论证了达摩的不存在，禅宗信徒就会听你的而不去供奉达摩了吗？我们论证了上帝的存在，非基督徒就会来信仰上帝了吗？事情远没有这么简单和线性！然而，我们学者又是不能放弃学术方法的，学者放弃学术方法就象运动员放弃锻炼，乃废人一个。面对宗教，我们学者能做和要做的应该是考察宗教究竟是用什么样的非学术方法建构起来的，而不是用学术方法来破坏宗教，比如，对于中国佛教，因为中国佛教早已用非学术的方法建构起来并巩固了，所以我们学者的任务就是要弄清楚建构中国佛教的非学术方法究竟是什么；而对于中国基督教，由于中国基督教还没有建构起来，还正在用非学术方法来建构自身，所以我们学者不要自作聪明去用学术方法来干扰它，不幸的是，今天以汹涌之势进入中国的相当发达的西方基督教学术偏偏在乐此不疲地做着这种干扰——这是中国基督教难以形成的根本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