载《中国基督教研究》2014年第2期
网址：https://ccspub.cc/jrcc/en/article/view/351
《中国基督教研究》去年底就在美国洛杉矶出版了第一期。作为创刊号，更像是一次尝试。虽然也收入十四篇之多的论文，且这些论文的作者还多是国内外的著名专家。但是，由于编辑都是由非专业的“义务工作者”完成，故此无论是在版面设计上，还是在版心的文字、图画、排版等方面确实不像是一本专业的杂志。不管怎么说，毕竟《中国基督教研究》还是问世了。
出版这么一本杂志一直是我心中的一个愿望，这个愿望基于两个感受：
一是因为近代帝国主义侵华的历史事实加上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意识形态解读，我国广大民众、甚至学术界都把基督教来华宣教当成“文化侵略”。上海大学教授陶飞亚数年前曾经专门撰文对“文化侵略”史实和词语来龙去脉做了非常清晰的梳理和澄清。可是矫正一种“偏见”和消除一种“成见”毕竟不是一回事。况且这种“成见”还常常使一些学者在面对基督教时表现出的“情绪化”状况。中国的进步在很大程度取决于中国知识分子的进步状况。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全球化浪潮正在冲击着世界每一个角落。每一个民族、每一个国家、每一个地区的知识精英都在尽力地调整自己的“特殊性”与“全球化共性”之间的矛盾，需要在思维方式、范式转换、价值认同、多元共存，等方面与世界“接轨”。以至于使自己能够带领本民族一起融入到这个历史的潮流中求生存、图发展。可是，我们的知识精英还在用“情绪”来面对基督教，确实使我们在一系列科技成就和经济发展的背后倚然有一种令人忧虑的“不安”。
当然，凡事都有起因。这样的“情绪化”也确与我们在近代的遭遇有关。“‘中西体用’的问题在近代中国因着国势的衰弱早已不是各学术问题了，我们早已失去了评价和选择的主体性了。‘救亡’的压力之下，那还有‘中西交流’？也早已失去了心平气和的理性思索，‘思想’也一直受到‘情绪’的刺激和搅扰，所有的‘结论’常与政治斗争的需要紧紧相连。‘偏’是必然的，‘激’是正常的。对‘西学’和‘中学’；对‘科学’和‘宗教’；对‘革命’和‘改良’几乎就没有机会去认真研究过、反思过。”[1]可是，时代不同了，相比二十世纪，二十一世纪最大的特点就是意识形态淡化，因此也是更加理性的时代。
二是因为“基督教”的宗教特性。学术界一提到“基督教”就以为是研究神学或基督教本身。再说，基督教载中国一直没有进入社会和文化的主流，而是处于社会的边缘。社会精英阶层极少介入，即便在海外，象北美地区的华人教育程度都还比较高的，可是99%都是从事理工科专业的，对历史、文化、哲学、神学了解不多。因而也很少与教会外、特别是学术界有交流和沟通，使得教会内外成鸿沟。当然，近二三十年来倒是学术界专家教授们为了研究的需要主动接触教会更多些，现在人们也不像以前那样“避讳”谈论宗教，特别是基督教。可是，国内从教育到出版，对于基督教的研究似乎还是有许许多多的“禁地”或“禁忌”，所以迄今为止还没有一本专门研究与基督教有关的刊物。
可是，近代基督教（新教）来华这一历史上规模最大、影响最深的一次中西文化交流的意义其实远远超出它的“宗教性”，基督教来华对于中国近代社会发展变化的意义和作用更是远远超过它的“宗教性”，这也是我们讨论中西文化交流时无法回避，也不应该回避的史实。可是这一点我国的学术界似乎关注的不多。
《中国基督教研究》杂志的主要关注点不是研究基督教和基督教神学，恰恰是基督教来华后对于中国近代社会方方面面的发展和变化究竟带来什么样的影响，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这些影响和作用今天是否依然存在？今后是否还继续发挥影响和作用？我再次重复我在第一期的创刊词中所陈述的：这份杂志的主要旨趣并不是研究基督教本身，包括基督教神学、教会历史、宗派沿革等等，而主要是研究基督教对中国社会、历史、学术、教育、文化、甚至政治和国际关系等领域的影响。
《中国基督教研究》就是要研究基督教在中国的影响和作用，就是希望成为跨学科的学者一起来关注、思索中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竭诚盼望学界的泰斗、英杰和青年才俊不吝赐稿，彼此交流，同谋中华未来。
《中国基督教研究》虽然刚刚起步，可是却得到国内许许多多的学者大力支持。在此我要特别感谢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的周伟驰博士，他虽然没有接受我们的邀请作杂志的主编，可是他依然在白忙之中尽力为杂志征稿。好几位国内享有盛誉的教授也在百忙之中为我们撰稿，我也不在此一一鸣谢了，但是坚信一点：只要我们的学术旨趣得到认同，支持本杂志的学者也一定会日益增多，杂志也一定会成为一个繁荣的学术园地。
也许正是因为学术旨趣相同，我们有幸得到上海大学宗教与中国社会研究中心大力支持，并成为合作伙伴共同编辑出版《中国基督教研究》。特别感谢肖清和博士愿意屈居副主编之位，却担当主编职责。本期所收入的十四篇文章主要是他力征而来。
首都师范大学教授、中国著名儒学家陈明教授的文章“公民宗教：儒教之历史解读与现实展开的新视野”。仅从文章的题目似乎与我们的杂志难以吻合，但是我们还将此文放在第一篇。原因就在于近代以降，自康有为始，正是受到基督教的启发才思考如何也将儒家变成儒教。应该说，陈明教授也是沿着这个传统持续发力，尽管他将此“传统”上推到《春秋繁露》并也认同康有为、蒋庆、康晓光等情怀，但是依然有他自己的学术视野和洞见。
李向平教授《“公民基督徒”与基督教的中国化问题》一文是从“基督教为什么会在中国迅速发展？”这个问题来展开他的论述。据他所见，“一个主要原因，既非中国社会的落后、基督教的文化侵略功能或者是外来宗教的渗透，而是基督教所具有的制度宗教与信仰团契方式，它们所构成的基督教与中国社会政治之间的诸种张力。正是这种张力，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基督教在当代中国社会的快速发展。”其实，追问“基督教在中国发展的原因”这种学术关注的背后是一部分中国知识分子的“焦虑”，这种情绪从康有为开始直到今天不断地困扰着千千万万的中国人。当某种情绪能够刺激更多的理性思考，而不仅仅是情绪对立、不是试图借助“国家”力量来宣泄心中的焦虑的话，那么一个理性、宽容、多元的社会将很快在中国出现，中国文化的繁荣也指日可待。
陈明教授和李向平教授对问题的切入有各自的角度，但是隐含在文字背后“焦虑”也许是相同的，这不只是他们两人的“焦虑”，应该是一代人的“焦虑”，甚至是数代中国精英们的“焦虑”，问题不在于“焦虑”本身，而在于如何消除心中的“焦虑”。《中国基督教研究》就是要提供一个平台，从正反两个方面来思考基督教与中国之间的关系。
本期其他几篇文章都从不同的学术视野在思考、在探索这样的问题。我在此就不再一一点评了。要说的就是再一次感谢各位教授百忙之中不吝赐稿！
美国洛杉矶 基督教与中国研究中心
总干事 李灵
2014年6月19日
[1] 《回顾“中西交流”，再思“中体西用”（代序）》，载李灵、尤西林、谢文郁主编：《中西文化交流：回顾与展望》，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第1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