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伟驰、姚达兌主编:《晚清西学丛书》第一辑(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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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属分类:新书出版

周伟驰、姚达兌主编:《晚清西学丛书》第一辑(2018)

出版社:广州:南方日报出版社

时间:2018年4月

第一辑七册

《大同学》

《联邦志略》

《格物探原》

《心灵学》

《治心免病法》

《辜苏历程》

《列国变通兴盛记》

 

《晚清西学丛书》编选说明

周伟驰

《晚清西学丛书》主编、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一  晚清西学东渐的译述时期与转译时期

    (一)译述时期

历史上发生过几次大规模的知识传播运动,表现为大规模的翻译运动,如希腊经典被译为阿拉伯语(百年翻译运动),阿拉伯语的希腊经典被译为拉丁语,印度佛典被译为汉文,日本明治维新后对于西方著作的翻译,等等。明清之际,西方知识开始向中国传播,虽然中间有过停顿,但“西学东渐”的规模越来越大,在晚清呈现上升趋势,在民国达到一个高潮。改革开放后,更是以前所未有的加速度进行,目前的态势用“方兴未艾”来形容也未为过。“西学东渐”作为一个过程,跟“中学西传”是一体两面。就“西学东渐”本身来说,在这个过程中,虽然也有少量著作是撰写的,但主要还是以翻译著作为多,可以说,西学东渐是一个翻译的过程。

在明末以来的这个生机勃勃的“四百年翻译运动”中,晚清占有特殊的地位。晚清译介者的来源是多种多样的,既有西方传教士,也有中国学者,既有教会组织,也有政府机构,翻译的内容五花八门,从宗教知识到世俗知识都有,它呈现出阶段性的特征。我们可以根据翻译活动的方式(是直接翻译还是转译,是合作翻译还是独自翻译),概括地将晚清的西学翻译分为两个时期,时间上大致以甲午战争至维新变法为界。甲午战争前是“译述时期”,维新变法失败后是“转译时期”。

从马礼逊来华到甲午战争,翻译者主要是西方传教士及其中国助手,一般情况下是传教士“口译”,中国助手“笔述”,当然这时期不是没有个别人士可以单独地进行翻译(如颜永京),但总体来说这样的人凤毛麟角,因此,我们可以把这一时期(1807-1898)称为“译述时期”。这一时期的翻译者如果是受雇于教会,则其翻译内容多为宗教类著作,如果是受雇于清政府(如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则其翻译多为军事科技类著作,如果是自立的学会(如广学会),则人文社科类著作会多一些。

“译述”时期大致可分成三个阶段。从1807年马礼逊来华学习中文翻译圣经,到第一次鸦片战争,为第一个阶段,翻译的主体为传教士及其中国助手,他们主要在广州、澳门、东南亚一带,翻译的内容主要是宗教书籍,也有一些地理、历史、科技的著作,还办了一些中文杂志。

第一次鸦片战争到第二次鸦片战争为第二个阶段,这时香港被割让,广州之外,福州、厦门、宁波、上海成为通商口岸,太平天国使得帝国南部陷入战乱,以上海为中心,传教士在各大口岸与其中国助手翻译了一些宗教著作与文化著作,创办了一些中文杂志。

这两个阶段中,著名的译撰者有马礼逊、米怜、郭士立、麦都思、合信、裨士、湛约翰、罗孝全、艾约瑟、慕维廉、玛高温、伟烈亚力等,与之合作的中国人有李善兰、王韬、管嗣复、张福僖等人。这些传教士所出中文书刊对林则徐、梁廷楠、徐继畲、魏源都有影响,使他们成为第一批睁眼看世界的中国人。较出名的出版中心有宁波华花圣经书房(1860年迁到上海后改名美华书馆)、上海墨海书馆等。

第二次鸦片战争到甲午战争和维新变法期间为第三个阶段,这一阶段太平天国被镇压,同光中兴,洋务运动兴起,以传教士为主的西方人士有一些服务于北京、上海、广州、福州、天津等地的清政府机构,与中国助手翻译了大量军事、科技、史地类著作,一些为差会服务的则翻译了一些宗教著作,一些有“文化传教”情怀的传教士则创办了广学会这类文化机构,他们办刊物出书籍,译述了一些社会科学类的著作。西学翻译的中心,在教会方面主要有广学会、益智书会、美华书馆、博济医局、上海土山湾印书馆、金陵汇文书院、福州美华书局,在官方和中国知识分子方面则主要有同文馆、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天津机器局、天津武备学堂、上海译书公会、农学报社、申报馆等。活跃的口译者有嘉约翰、傅兰雅、金楷理、林乐知、李提摩太、艾约瑟、慕维廉、花之安、韦廉臣、舒高第等人,著名的笔述者则有中国人王韬、沈毓桂、蔡尔康、徐寿、徐建寅、华蘅芳、钟天纬、瞿昂来、李凤苞、任廷旭、范祎等人,能从事独立翻译的有李问渔、颜永京等少数几个人。他们译介的西方知识对洋务派、维新派、革命派都有影响,如李鸿章、张之洞、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人,西方知识传播者的影响力在维新变法中达到顶峰。

   (二)转译时期

甲午战争的战败意味着洋务运动的失败。向西方学习几乎成了朝野上下的共识,日本因为“同文同种”、路近学费低、现代化成绩较好而获得了梁启超、张之洞等人的青睐,认为留学日本学习西学是一个捷径,在他们提倡下,清政府自1896年起开始向日本派出留学生,人数逐年增年增多。在废除科举的1905年和次年,留日人数达到顶峰,分别是八千人和一万二千人。1898年维新变法失败后逃亡日本的梁启超,加上留日学生,使得从日文“转译西学”大为兴盛,翻译数量快速地超过了“译述”阶段,我们可以将这一阶段(1898-1911)称为“转译”阶段。这不是说在此阶段已没有“译述”和单独直译,广学会、严复、林纾亦在翻译,而只是说,在规模和影响上,这一阶段是以从日文“转译”过来的西学为主。民国后才进入对于西学的大规模的“独立直译”阶段。

这一时期译介西学的机构有商务印书馆、译书汇编社、南洋公学译书院、广智书局、教育世界出版社、作新社、文明书局、公文学社(会文堂书局)、金粟斋译书处、教育世界出版社、新学会社、中国医学会等,翻译的内容侧重于社会科学和史地书籍,而应用科学与自然科学比重减少。译撰者大多是留日者,如樊炳清、蔡元培、王国维、范迪吉等。

“转译”阶段,明治时期由日本学者创制的对译西方名词的“和制汉词”大量进入中文,有很多取代了“译述”阶段的译法,成为今天我们仍然在应用的主流译词。这可能是自佛教词汇之后最大规模的“外来词”群体。象“哲学”“社会”“文学”“经济”“政治”“宗教”“自由”这类人文社科名词,都是来自和制汉词。这些词汇的总量在一千左右,实际数量可能远不止此。由于“转译”在广度和深度上远超此前的“译述”,和制汉词逐渐占据主流,替代了译述时期的许多译法,而使汉语基本词汇实现了“急速现代化”。不过,明治和制汉词本身对于日本来说却是一个历史阶段现象。随着日本减少汉字学习,以及越来越倾向于用“和制英语”,而不用或少用汉词及和语,汉字在日本的使用本身呈萎缩状态。但是明治和制汉词在中文世界中反而固着下来。可以说,今天中文世界的翻译已难以离开和制汉词。虽然里面问题很多,但是约定俗成,即使要改良,也只能逐步地进行了。

由“译述”逐渐向“转译”发展,这在书目汇编的变化中体现出来了。晚清新书的编目,除了出版者(如广学会)的年报外,比较集中的有:傅兰雅《译书事略》(江南制造总局翻译西书事略),《格致汇编》1880年5-8连载。孙维新《泰西格致之学与近刻翻译诸书详略得失何者为最要论》,本为上海格致书院作业,对140本西书作出比较评价,后被刻印出来。梁启超《西学书目表》,时务报馆1896年版,录通商后西书名352种,附表录通商前西书名86种,近译未印书目88种。沈桐生《东西学书录提要总叙》,读有用书斋1897年出版。黄庆澄编《中西普通书目表》,上海算学报馆1898年刻,里面西学部分多取自梁启超《西学书目表》。徐维则编《东西学书录》,1899年出版。这些书目所录的绝大多数都是“译述”著作。沈桐生《东西学书录》后来得到顾燮光帮助,顾燮光补充了从日文译为中文的西书,二人合编《增版东西学书录》,1902年出版。赵惟熙编《西学书目答问》,1901年出版。上海通雅书局1903、1904年出版的《新学书目提要》,编作者可能是一群留日学生。顾燮光《译书经眼录》,杭州金佳石好楼1934年印。这些书目中,最齐全的可以说是《增版东西学书录》和《译书经眼录》。由这两本书可以看出,1900年后从日文转译的西学著作已成为当时翻译书的主流,在社会科学著作占有绝对地位。据不完全统计,1896-1911年,中国翻译的日文书籍至少1014种。这个数字远远超过此前半个世纪中国翻译西文书籍数字的总和,也大大超过同时期中国翻译西文书籍的数字。而其中社会科学著作达366部,其中法律图书98部,政治图书有96部。

上面所说的西学著作多指书籍,但是晚清介绍西学的还有一些中文报刊,不少著作都是先在报纸期刊上登出后再出单行本的。近代报刊的一般情况,可以参考戈公振《中国报学史》第三章“外报创始时期”,和美国白瑞华《中国近代报刊史》等。关于这些报刊(期刊)的详细目录,可以参考《中国近代期刊篇目汇录》。

《西学书目表》《增版东西学书录》和《译书经眼录》,都侧重于科技类与社会科学类译著,许多书被遗漏,比如新教人士的著作。早期新教来华传教士所译撰的著作,可以参考伟烈亚力1867年出版的《基督新教传教士在华名录》;1860年后的新教译撰散落各处,近已有人系统整理,如黎子鹏的《中国基督教文字事业编年史:1860-1911》。

(三)译述时期的主要译撰者及其观念

从1807年马礼逊来华并准备翻译圣经,到1911年覆灭,晚清可以说经历了一个“百年翻译”运动,如果说最后十五年(1896-1911)是“转译”由无到有到兴盛的过程,那么在此之前的近九十年里(1807-1895),是“译述”时代。虽然翻译机构有不少,但如果看最活跃的翻译者,我们会惊讶地发现,其实他们大都是新教传教士。译得最多也最有名的,几乎都是传教士,(如伟烈亚力、傅兰雅、林乐知、丁韪良、李提摩太、金楷理等人)。因为当时愿意来华且愿意从事文化传播的西方人士只有传教士。西方本土的知识分子没有机会、动力和经费来华,中国人也没有主动去请他们。这种局面要等到“五四”前后杜威、罗素受邀来华方有改变。传教士撰译宗教书籍是其来华的本行和义务,而译介科技、史地、人文社科著作,则要么是因为受雇于清政府,要么是被“文化传教”“社会福音”的淑世情怀所驱动。如广学会的几位传教士。他们摆脱了直接传教的做法,也避免只译介实用性的技术,而是通过《万国公报》等报刊和著书立说,对西方文明进行比较全面的介绍,这跟他们背后的一些基本信念有关。

十九世纪来华的新教传教士,跟当时的西方人一样,都自觉不自觉地持有西方中心论,认为西方文明要优越于其他文明。西方的政治制度(民主、自由等)要优越于东方。对于他们来说,优越的根本原因是新教优越于别的宗教。这种观点可以称为“新教文明等级观”,它包括这样几个信念:从事实来看,西方文明无论在政治、经济、商贸、军事、科技上都超出于非西方文明之上,非西方文明被逐步屈从于西方即真实的证据;追溯西方强大的根源,在于基督教,它使西方人有道德,有博爱精神,重团结,乐群,有求知精神,追求知识,在教育、慈善等所有方面都具有宗教精神;当时的国家富强等级是,新教国家(英美德)强过天主教国家(法意西),基督教国家强过中国、印度、日本、土耳其等“半文半野”国家,更强过非洲、南太平洋野蛮人国家,这表明新教要优于天主教,基督教要优于异教;象日本这样的国家之所以进步,是因为吸收了西方“教化”(文明)的长处,当然,它现在还没有学到“教道”(新教)。而拒绝学习西方的国家(如中国和土耳其),则面临险境。如果他们想强盛,就要象日本那样学习西方教化与教道。跟启蒙主义思想家从“自由、平等、博爱”及科学、民主、道德等世俗价值观来看文明等级不同,传教士是从宗教的角度来看文明的本质和等级的。广学会的几个主要撰稿人(如林乐知、李提摩太、韦廉臣、花之安、艾约瑟、慕维廉、沈毓桂)都坚持这个观念。从某个角度看,他们是马克斯·韦伯之前的马克斯·韦伯。

新教文明论的论述,在韦廉臣、花之安、李提摩太等人那里都有具体的论述,但在林乐知倡、沈毓桂和的“三伦说”里得到了集中的表达。它认为,人上要面对上帝,下要处理万物,中间要对待同类,因此而有神伦、物伦和人伦,只有崇拜真神,才能正确地对待他人,以平等、自由、民主处之,才能正确地对待万物,发展科技,利用厚生。如果说神伦是强调基督教排他一神论,物伦则是要引入西方科技观念,以破除中国人的泛灵论和风水迷信之类阻碍现代化的观念(如风水严重阻碍了修铁路和开矿)。那么人伦跟中国传统的人伦有什么不一样呢?在《教会新报》阶段,林乐知尚侧重耶儒在仁义礼智、忠孝节义、戒律上的一致,但随着甲午战争严重暴露中国文化的负面因素,林乐知开始强调新教人伦异于且优越于儒教之处,以美国式的自由、民主、平等来反衬儒教的专制、束缚、愚昧,较为系统地揭露批判了儒教的负面。正如在印度的传教士对印度文化的批判促进了印度知识分子的启蒙主义一样,传教士与中国基督徒对中国文化风俗陋习的系统批判(从男尊女卑、缠足到专制),启发了从康有为、梁启超到新文化运动的文化反思与启蒙主义。今天,如果我们系统地阅读《教会新报》和《万国公报》上中外作者的文章,会发现在对中国传统宗教的批判,对皇权、族权、夫权、神权的批判,乃至对国民性的批判上,以及提倡白话文、汉字拼音化上,在晚清已经全面地展开,只不过用词没有那么激烈而已。他们的这种反思与批判,可以称为近代第一波启蒙主义运动。如果说陈独秀、鲁迅、胡适等人是以现代西方科学民主思想来批判中国传统文化,那么这第一波启蒙主义运动就是以现代新教思想来批判中国传统文化。

西学对晚清各方面,尤其政治和思想的影响,一直在持续地发挥,从林则徐、魏源、徐继畲,到洪仁玕和冯桂芬这样的新式思想家,一步步地向前深化,直到在戊戌运动中达到高潮。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人受李提摩太、林乐知的影响是十分显著的,他们的许多改革建议、新知识和新思想,直接来源于广学会、江南制造局翻译馆的著作。经过义和团运动的反西方文明之后,清朝痛定思痛,决定搞君主立宪,不仅西学在转译中迎来新一波高潮,连民教关系也在双方的反思和克制下开始缓和,基督教迎来一个平稳增长期。西学不仅对经世派、改良派、洋务派、维新派有影响,对一早一晚以洪秀全和孙中山为代表的反清革命派亦有影响。太平天国与基督教的关系甚深,尤其受到《圣经》《劝世良言》的深层次影响。孙中山早年自命“洪秀全第二”,1894年他曾在《万国公报》上发表《上李傅相书》,改良不成后,决定采取革命方式再造中华,其早期追随者与起义人员中多为基督徒。这是因为他们受到西方现代思想的影响,具有了新的世界观和价值观,不能再忍受清朝的腐败统治。在晚清,香港、广东、上海等沿海地区和海外中国基督徒已呈现一个网络状分布,通过与西方基督教世界的连接,在他们中间正酝酿着一些新的思想和人群,改造社会和国家的力量,也准备着新世界各行业的领袖。

梁启超在关于明清学术思想史的著作中对西学的影响作了高度的评价。但是,后来者在撰写中国近代史时,由于种种原因,对于晚清西方人士如何译介西学,将新的思想和观念传递给中国知识分子(口岸文人),并通过他们的笔影响到中国思想界,进而影响到中国历史,在整体的研究上尚有不足。比如,桑兵主编的近800页的巨著《近代中国的知识与制度转型》,就很少谈到晚清译述带来的知识变化,而直接从日本的影响开始。相比之下,《剑桥中国晚清史》,则用了专门一章《1900年以前的基督教传教活动及其影响》来谈这种影响,显得比较平衡。

在资料上,跟明清时期西学东渐重要文献逐渐得到了系统出版不同,晚清西学文献(包括宗教文献)一直没有得到系统整理出版,相关著作的出版只能比较孤立而零散地进行。比如,在人文社科书籍方面,上海书店2002年“近代文献丛刊”曾出版过晚清几本发生过重要影响的西学书籍,如李提摩太译《泰西新史揽要》、花之安编著《自西徂东》、林乐知译《文学兴国策》、丁韪良译《万国公法》、傅兰雅译《佐治刍言》等。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12年出版了《江南制造局译书丛编》,将当年江南制造局翻译局的译著予以出版,除了工程类的书籍外,还选了较有思想性的“政史类”书籍,收入《佐治刍言》、《列国岁计政要》、《西美战史》、《俄国新志》、《法国新志》、《埏纮外乘》、《四裔编年表》、《各国交涉公法论》、《各国交涉便法论》、《公法总论》、《美国宪法篡释》、《欧洲东方交涉记》、《英俄印度交涉书》、《东方时局论略》等。2014年,上海书店影印出版了全套《万国公报》,在清晰度上超过了当年曾普惠于学界的台版《万国公报》。在宗教类书籍方面,最近几年,上海大学陶飞亚教授对近代基督教(包括新教)文献的总量和馆藏情况做了一个系统摸底,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可以作为以后出版的一个路线图。在港台,一些新教传教士的著作开始得到搜集、整理和出版,郭士腊、丁韪良、米怜、宾为霖、理雅各、杨格非等人的中文著作选集开始出现。

不过,跟晚清西学的总量比较起来,这只是沧海一粟。即使只是考虑到广学会这一个出版机构出版的著作,当年数千卷著作中,今日有机会重出的也是寥寥无几。

我们做这个晚清西学的丛书,是希望能搜集、整理一些具有代表性的晚清西学译撰,填空补缺,为还原晚清思想的全貌做一些添砖加瓦的事情。我们希望能促进对晚清西学的研究和重新评估,将之作为明末清初以来、迄今为止完整的“西学东渐”上的重要一环,予以独立的突显。

二 广东在晚清西学东渐中的地位

鸦片战争之前,广州是清朝对外开放的唯一港口,也因此是西学东渐的唯一中心。以新教传教士为代表的具有现代知识的西方人士,都是先到广州,如马礼逊、裨治文、卫三畏等人,香港被割让,上海、宁波、厦门、福州五口开放后,西方人士才逐渐分头奔向这些沿海城市。在很长的一个时期,广州在西学东渐中占有优势,但后来逐渐被上海赶超。关于为何广州被上海赶超,以及何时被上海超过,曾经有过讨论。一个主要的原因可能是,鸦片战争后,按《南京条约》的规定,广州应对英国人开放,但广州人却抗拒,前前后后拖了十五年,正是在这一时期,一些西方人士开始从广州迁往上海,广州西学人才外流。虽然如此,广州也仍旧是近代文化的一个极其重要的中心点,广东人容易接受新的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如果反观一下中国近现代史,就能知道,从太平天国起,“南风北吹”跟“西学东渐”几乎是同步的。这种态势甚至持续到改革开放的今天。

在近代报刊的创办上,广州领先一步。广州原为清朝唯一通商口岸,早期来华西方人士为了西方人了解中国而创办了一些英文期刊,同时又创办了一些中文报刊,一是为了向中国人传教,二是为了让中国人了解西方,促进文化交流,增加西方文明对中国人的影响。中文报刊中,较为连贯也有影响的,有《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察世俗每月统记传》、《遐迩贯珍》,都是在穗港与南洋创办的。后来,上海和北京的发展速度超过广州,《六合丛谈》、《格致汇编》、《万国公报》均在上海创办,《中西闻见录》则在北京。维新时期京沪涌现了一些报刊,如《中外纪闻》、《强学报》、《时务报》等。同一时期在广州也有一些新的报刊,但是影响力主要在南方和南洋一带。

西方知识也以著作的形式在广东出现。1834年,西方人士在广州成立了“在华实用知识传播会”(Society for the Diffusion of Useful Knowledge in China),裨治文和郭士立(实腊)是其中主力。该会出版有:郭士立《大英国统志》,1834;郭士立《古今万国纲鉴录》,1838;《犹太国史》,1839;《贸易通志》,1840;《万国地理全集》,1838;郭士立主编《东西洋考每月统计传》,1837-1838;裨治文《美理哥合省国志略》,1838;罗伯聃《意拾喻言》,1838;裨治文《广东方言撮要》(Chinese Chrestomathy in Canton Dialect)。1843-1860年之间,西方人士在广州出版的中文书刊,除了圣经、传教小册子、词典和年鉴外,主要有裨治文《亚美理驾合众国志略》(1844)、合信《天文略论》(1849)、合信《全体新论》(1851)、哈巴安德的《耶稣教要理问答》(1851)和《耶稣正教问答》(1852)、合信《博物新编》(1855)、湛约翰《上帝总论》(1856)、俾士《地理略论》(1859)、纪好弼《醒世要言》(1859)和《真教问答》(1859)、嘉约翰《经验奇症略述》(1860)等。鸦片战争后,原在广州的一些西方人士逐渐转移到上海。1857年,裨治文、卫三畏、艾约瑟、雒魏林等18人决定成立“上海文理学会”,后来它成为皇家亚洲文会北中国支会。上海的西方人士办报著书越来越多,使上海成为传播西学的最大中心,但广东仍有叶纳清(1864年去世)、花之安(1839-1899)等人在从事译撰活动。花之安1886年去上海,但其主要著作是在广东时完成的。

广州作为晚清最重要的西学中心之一,其西学传播从来就没有停过。上文显示,在广州及广东的西学著作以宗教类和医学类为突出,马礼逊、梁发、合信、嘉约翰都是显著者。一些用粤语翻译的文学著作,如《天路历程》、《人灵战纪》、《辜苏历程》(即《鲁滨逊漂流记》),在粤语文学中有一席之地,可视为《虾球传》的先驱。即便在近代国际公法方面,也是在广州的伯驾节译瓦泰尔《国际法》在前,丁韪良翻译惠顿《万国公法》在后。

由于开放最早,广东人得风气之先,其西学视野领先内地一步,不少广东人从事西学的介绍或引进。如鸦片战争前,对西方最了解的中国人是梁廷楠,他有《海国四说》《夷氛纪闻》等。跟随马礼逊和米怜学习的梁发,其《劝世良言》直接影响了太平天国运动。洪仁玕在香港跟传教士韩山文、理雅各等人交往,阅读他们出版的中文著作,使他能够写出中国近代第一个现代化纲领《资政新篇》。再如跟德国人关系密切的东莞世族王家,第一代王元深是郭士立的弟子,王元深之子王炳耀和王炳堃跟叶纳清、花之安等人有师承关系,交往密切,王炳耀与孙中山也有深厚友情,其子王宠惠后来成为民国外长和总理,他们都有西学著译问世。再如南海人何进善(福堂),他是理雅各在马六甲任教英华书院时的学生,著有宗教书籍多部,其子何启是维新派思想家,女婿伍廷芳曾任清朝驻美公使和民国外交总长。象王、何这样的世家尚有不少。至于郑观应、康有为、梁启超、黄遵宪等思想家,张荫桓、何如璋等具有新思想的官员就不多说了。甚至康有为的弟子,创办孔教会的高要人陈焕章,也到美国拿了一个博士学位(1911年),其英文著作《孔门理财学》还被马克斯韦伯引用过。其对儒教的认识已经是在全球化的视野中,含有与西学比较的问题意识,跟传统的儒家已经大为不同。广东人久在西学熏染中,自觉不自觉地以西学促中学,以中学解西学,融会贯通,创立新学。康有为之参照基督教创立孔教就是一例。

 

三  对这套丛书编选的说明

我们这套丛书,将选取晚清西学中较重要的一部分进行校注。在“西学”的范围上,我们不作严格的限定,而大致指跟泛称的“西方”有关的知识和思想。在时间上,我们所说的“晚清”西学著作,大致限定在1807-1911年之间,若有个别作品或作者实在重要,而它延伸至明末清初或民国,也可作灵活的处理。(比如,某些译者/作者的选集文章发表时代横跨清民两个时期。)在地域上,凡是以汉文译撰的著作都可以选入,而不管它们是在南洋、港澳或大陆产生的。在作者方面,不管是西方人还是中国人,是直接翻译还是借鉴后独创,都可以选入。由于是立足于广州和广东,我们会略微有一点侧重广东的西学传统。

我们选书的考虑,大致有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曾经对晚清思想界和社会发生过影响的西学著作,比如,曾经影响过晚清经世派、洋务派、维新派、革命派,甚至保守派的著作。发生影响的译撰不一定是在西方本身重要的著作,但在当时晚清的形势下,它们影响了很多中国人,甚至改变了中国的历史进程。如《佐治刍言》、《泰西新史揽要》、《百年一觉》、《大同学》、《中东战纪本末》、《中西关系略论》、《治心免病法》、《西学略述》、《列国变通兴盛记》、《时事新论》、《西学考略》、《格物探源》等。

第二,有些书虽然发生的影响较小或几乎没什么影响,但它们在西方本身就有着重要的历史地位,也有着永久的价值,因此是值得重视的,如哲学名著培根的《格致新机》(即《新工具》),以及一些文学名著,如《天路历程》、《鲁宾逊漂流记》等。这些名著在民国还有不同的译本,甚至直到今天都还在产生新的译本。回过头去看晚清的译本,对一些词汇和概念的不同译法,别有一番风味。

第三,还有些是因为晚清译本提供了另一种翻译的可能性,具有语言考古价值。晚清译述出现在日语转译之前,译撰者尚未受到和制汉词的影响,而根据汉语自身的规则与历史进行翻译,因此为今日西学的翻译提供了另外的可能性。比如颜永京、丁韪良关于心理学的著译,艾约瑟、傅兰雅关于政治经济学的著译,里面很多关键词语的译法跟现代汉语译法(大部分为和制汉词)颇为不同,值得玩味。这就如同在文学上,新文化运动掀起白话文革命之初,涌现了很多种白话文的可能性,在今天语言越来越趋于统一和相同的情况下,回过头去考察白话文革命之初的种种表达方式,有可能敞开新的空间一样。在一种语言的构成中,词汇是基本细胞,作为思想的直接现实,语言意味着思想的界限,重新审视汉语革命的历史,也就是对现代思想史的一种反省。近年来学界对中国哲学史、思想史有过反思和争论,如现代中国人用“现代汉语”来研究中国古代“哲学”等,是否等于“汉话胡说”,是否是在“以西解中”?对于近代以来学科的分类、变迁,基本词汇和概念的巨大变革,我们可以藉由对这些处于变革前夜的晚清西学译著典籍的“渐变”所进行的微观考察,来重新把握和理解现代中国人思维内容与方式变革的过程,也对诸如“自由”“哲学”这类重要译词是否能准确表达西文原词展开反思和探讨。与此相关,对于一些在和制汉词中传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今天很少被人们提起的转译本,我们也会予以注意。比如王国维翻译的桑木严翼《哲学概论》、元良勇次郎《心理学》及《伦理学》(教育世界出版,1902)等等,就既对王国维本人的思想发展起过作用[55],也对哲学类和制汉词进入中文世界有所影响。在译述和转译之间,相对来说,我们会侧重于译述时期的译撰。

第四,虽然我们所理解的“西学”是广义的西学,但由于出版数量有限,因此,我们侧重于考虑各领域的代表作。比如天文学,晚清相关著译是相当多的,我们可能就只选最早也最著代表性的伟烈亚力和李善兰译述本《谈天》,以及他们两人译述的《几何原本》和《代数学》,艾约瑟和李善兰译述的《重学》,合信编译的《博物新编》。当时有开创性的植物学、动物学等自然科学著译也将酌情选入,当然如果今天其他出版社已有重版,我们会尽量避免重复。晚清历史、地理的著译相当多,我们也只能选有代表性的。在人文社会科学方面,可以考虑比较中英法律、详细介绍英美陪审团制度的哲美森《华英谳案定章考》,中国人介绍英法政治制度的刘启彤《英政概》《法政概》,徐建寅《德国议院章程》,李佳白比较各国政治制度的《列国政治异同考》,详细介绍美国宪法的林乐知《环游地球略述》,以及舒高第、郑昌棪译述的《美国宪法篡释》(1907)等。在西方思想的译介上,虽然只是到了转译时代才大盛,但译述中也有不少,比如李提摩太和马林对于社会主义的介绍,尤其马林发表在《万国公报》上的含有基督教社会主义成份的关于地租、公正、平等的文章,对孙中山等人产生过影响。在宗教方面,宣教著作我们不会选,但比较有特色或者有历史价值,或者在今天仍旧有比较宗教、比较经学和比较神学意义的少量译撰会适当选入。韦廉臣、艾约瑟对古埃及、波斯、希腊、罗马的宗教情况做了较多的介绍。在哲学思想等方面,艾约瑟、林乐知等人介绍了古腊、罗马和中世纪哲学,林乐知的包含了十四本书的《自历明证》丛书,就详细地介绍了基督教八大教父中的两位,即奥古斯丁和金口约翰的生平与学说,以及日本明治维新时期同志社大学的创办人新岛襄的传记,其篇幅在中文世界里都是前无古人的。在文学方面,比如艾约瑟对弥尔顿、库柏诗歌的译介,都堪称是最早的。

第五,如前所说,广州在晚清西学东渐中有特殊地位,西学对广东“敢为天下先”的近现代文化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并随着广东人走向全国而在全国产生影响。我们将适量地选择一些有广东特色的译撰,包括方言作品,以呈现一个鲜活的广东近代西学传统。

第六,虽然晚清西学著译有不少,但我们侧重于以往不太受重视和整理的那些著作,而对于已得到很好的整理、校注,或市面上易得的著作,如严译、容闳《西学东渐》等,则尽量避免重复,因此我们的选择,含有一种“补遗”的意味,以呈现一个更丰富、更立体、更多面的历史。

四 致谢

在倪梁康教授的主持下,中山大学2006年成立西学东渐文献馆,搜集、整理西学东渐文献与资料,并定期出版《西学东渐研究》,目前主要有法国籍的梅谦立教授做明清天主教文献研究,倪教授本人做唯识学和现象学的比较研究。我本科毕业于中大哲学系,中大是我的母校,我跟中大有特殊的情谊。近些年我在做晚清新教研究,涵盖的范围从太平天国到广学会和康梁维新派之关系,正属于“晚清西学东渐”范围。因我父母在广东,每次我回家探亲,都会去看望在中大的师友,如哲学系的陈立胜老师和中文系的新进学者姚达兑。其中达兑是80后学者,他对近代西方文学的中译颇有研究,对于出版晚清西学很有兴趣。2015年夏天我跟立胜老师拜见倪梁康教授,谈起西学东渐,说起我和达兑约了几个海内外同仁想做晚清西学校注,只是出版资金一时遇到困难。倪教授听闻,觉得此事有益西学东渐研究,也有益社会和学界,乐意促进此事,于是决定将这套丛书置于西学东渐文献馆的项目当中,通过广州市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广州与中外文化交流研究中心”及广州市科创委“西学东渐与广州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专项基金的经费予以资助。我们决心放眼长远,编出一套有价值的丛书。

晚清西学的校注跟普通古籍的校注尚有不同,在文言之外,尚有外语及西学知识的问题(英法德日),校注起来有额外的难度,相关人员找起来非常不容易。为找到这套丛书中每本书的校注者,达兑和我可没有少在网上和微信上讨论。最后,第一辑我们找到了几位学贯中西、学养上佳的年轻学者,他们都是海内外名校毕业的博士,有的长期从事中西文化比较的工作,堪称“合适的人做合适的事”。

此项计划的完成,有赖于一些机构和个人的帮助。尤其是以下机构:中山大学“西学东渐文献馆”、广州与中外文化交流研究中心、“国家十三五重点图书出版计划”和“西学东渐与广州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专项基金。以下个人:中山大学哲学系倪梁康教授、南方日报出版社的编辑黎衡,以及加盟本项目校注工作的学者肖清和、马永康、赵璐、张洪彬、李彬、王雨、龚昊、孙若圣、韩晓、葛小辉、窦新光、杨汤琛、叶杨曦和陈思行等。达兑在联系校注者和出版社上付出了大量劳动,很多实际的工作也是他在做,在此我要特别感谢他。希望我们的丛书能够有益于读者与学术界,将来越做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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